高中时,敢于主编学校女中墙报并且动手用毛笔挥写部份版面(那清晰生硬印刷体和后来教书写黑板英文板书使终身写不出潇洒字),后来在辩论会上有凭有据地驳倒对方赢得胜利,主要是有来自《时与潮》杂志社最新资料,甚至有许多是英文原文、世界权威著作。
《时与潮》是九三八年由京沪撤退到汉口后,困坐愁城,几位东北知识青年请父亲担任社长并筹钱办本专门介绍国际现况杂志,使人民知道外面世界情势,出刊之后相当成功。九三九年撤退到重庆不久,印刷厂所在那条街被炸毁,父亲找到部旧机器。搬到沙坪坝外成立印刷厂、编辑部,从此安定出刊。
战时重庆真可说是人文荟萃中心,除z.府人员,大多数知识分子、学生,用各种方式来到重庆,不仅为不愿作侵略者顺民,还要前来贡献自己力量,参加长期抗战。
《时与潮》在汉口出刊不久即建立声誉,到重庆后增加编辑人手就顺利多。最早工作人员多是国内名校外文系高材生,当时已有写作经验刘圣斌、邓莲溪等先生由东北协会推荐而来(东北与华北沦陷以后,父亲工作由组织地下武装抗日转为文化与教育工作),加入阵容。到沙坪坝,因地利之便,聘请中央大学教授贾午(立南)先生为总编辑,编译人员大多数由中大、重庆大学教授兼任。四、五年后又公开招聘许多译写好手,其中最年轻编辑如吴奚真、何欣、汪燊定等。他们来台后在文学教育、经济方面都很有贡献,《时与潮》是他们大学毕业后第份工作。后来,汪先生被中美合作善后救济总署派来台湾,九四七年来台大,他常在周末借吉普车带何欣先生与去台北近郊游访名胜。他们回忆在《时与潮》工作时挑战、抗日生活苦乐,以及战后国内外种种变迁,话题源源不绝,数十年后仍常聚谈,趣味无穷。
当年为争取二次大战最新资料。《时与潮》派出刘圣斌先生驻在伦敦,邓莲溪先生驻华盛顿。负责搜集、阅读每日报纸(与《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都有中译版权)和最新杂志、书刊,将重要适用剪报、论述篇章加上大事分析寄往印度,由驻印度特派员沈旭宇交航空班机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战时,英美援华军用与生活物资皆由印度转往重庆,张大飞飞行初期常被派往印度将美援飞机开回中国云南和四川,大约七天可到重庆。编辑部收到后,立刻日夜赶工中译,让《时与潮》文章直能保持半月刊新知要求与时效性。
在那个时代,那样遥远内陆山城,《时与潮》是很受欢迎刊物,z.府与民间都很重视,几乎每次出刊立即销售空。许多人说那是水深火热战线后面扇窗户,让们看到外面世界。美国参战前后,半月刊经常加印四、五次,机器都热得烫手。《时与潮》选材之精准,译笔流畅,立论之高,在那时很少有刊物能与之竞争。
《时与潮》办公室离家不远,大约五十公尺,中间隔着大片水田,从家里可以看到办公室灯光。每期出刊前,父亲为熬夜看稿干脆睡在办公室,只要是父亲在那儿,母亲就会看那灯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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