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遗漏。国共合作那几年，有不少俄文中译作品。除
屠格涅失和托尔斯泰令
敬读膜拜之外，记忆深刻
还有高尔基《母亲》，另
本《露西亚之恋》，只记得书名很吸引，内容、作者则忘。当时左倾文坛捧得最厉害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奥斯特洛夫斯基（NikOlaiA.OStrOVSky）着，是九七年俄国g,m个工人自述，那种强烈鲜明政治意识是当时读不懂。二00二年左右，突然在台北书市看到这本书，如遇旧友，捧回再读。六十年前所不懂**党政治狂热将们赶出大陆，而他们自己也在各种大同小异狂热中自相残杀多年，大跃进、文化大g,m……，回首前尘，真感百年世事不胜悲。基本反共之心大约早已有理性根源，那类书确实成为判断基础。
有“时与潮书店”这样又大又新书库，读遍西方名著中译本。当年敢译书出版，多数是中文根柢深厚又研究西方文学文学、教育界人士。在电视出现前岁月，出版界没有生存威胁，彼此竞争亦不大，出书是唯能出头露面方式，可以建立真正社会地位。出版界编辑者都有相当高眼界与权威，不屑仅以销路为考虑。但是那时白话文比较拘谨，不似今日轻松流畅。
战时因为纸张质量不好、印刷困难，有些真正令感动书，多翻几次就出现磨痕。高中毕业后等联考发榜那段时间，买当年最好嘉乐纸笔记，恭谨地抄本纪德（Andregide。1869-1951）《田园交响曲》和何其芳、卡之琳、李广田诗合集《汉园集》，至今珍存。字迹因墨水不好已渐模糊。简帧办大雁出版社在九八九年春季出版仿古典线装本何其芳《画梦录》，也是以重逢老友之心珍藏。
在成长关键岁月里，《时与潮》带给影响极为深远:既奠定生追求知识基础，也打开眼界，学习从宏观角度看事情。这是最感谢父亲地方，虽然是女儿身，但他对教育非常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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