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值得文化史学者
研究，但是在目前两岸学术界，尚少见有超脱自身范围回顾与前瞻。
记得常听父亲说，
个知识分子，二十岁以前从未迷上**主义是缺少热情，二十岁以后去做**党员是幼稚。常想闻多到四十五岁才读**制度（不是主义）书，就相信推翻国民党政权换
**党可以救中国，他那两年激烈改朝换代言论怎
可能出自个中年教授冷静判断？而们那代青年，在苦难八年后弹痕未修各个城市受他激昂慷慨喊叫号召，游行，不上课，不许自由思想，几乎完全荒废学业，大多数沦入各种仇恨运动，终至w.g……。身为青年偶像他，曾经想到冲动激情后果吗?
《闻多》书记载，他遗物中有枚没有完成石质印章，印面写着“其愚不可及”!无论怎诠释，说是他在生死关头，“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留下这枚“自励章”表白心志，决心以“追屈原、拜伦踪迹庄严表示”作最后遗言，正常读者很难不联想到懊悔与自谴;到底他曾经写许多情深意明好诗，深研过文字精髓，正要刻上石章五个字，应是先在内心琢磨过它意义。虽然，在那狂热两年中，他未必预见到自己死亡，并未能给他深爱国和家换来幸福。
九四五年中央z.府，若在战后得以喘息，民生得以休养，以全民凝聚、保乡卫国态度重建中国，是否可以避免数千万人死于清算斗争、数代人民陷于长期痛苦才能达到“中国站起来”境况?
这是多年来回想在四川、武汉多次被迫参加游行时，内心最大困惑与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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