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六年，铁路局突然调派裕昌前往台北总管理处，参加国家十大建设，铁路电气化计划工作。第二年，
们离开居住
十七年
台中，搬到台北。两个读高中儿子必须参加转学考试，小儿子刚由小学毕业，面临竞争激烈台北初中入学考试。
自此到九七九年，裕昌全副精神投注在电化工程上。铁路全面现代化，不烧煤不冒烟火车将在通电轨道上飞驰!那是z.府监督，全国百姓瞩目之事。刚刚进入所有家庭电视，每天几乎都要报告它进度，身为工程负责人他，常常也必须在现场说清楚——那些年，他和他家庭过日子也并不容易!职务头衔由电务处长到总工程司，到副局长，只是配合工作名称而已。三万员工铁路局是有老传统“衙门”，阶级森严，不到层级，连说话机会都没有（认为是个极不温暖地方）。但是，裕昌生性淡泊，没有征逐名利兴趣，这
大工程由他执行，是对他能力肯定。他在场又场线路、图表、系统中全神贯注地使用精致细密思考，看着它们站又站地施工成为实体。看到火车在新轨道上行驶，他所得到满足就是最大报偿。自九五0年代中央行车控制号志工程到电化铁路，可以说是个工程师轰轰烈烈日子。
但是想不到在这最忙碌时候，情报机构“两路案”竟延烧过来。
据个人仅知，“两路案”是调查局九七0到九八0年间，两岸隔绝时期，对公路局和铁路局些高级技术人员审讯。起因于台湾荣民工程处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修公路时，有几位工程人员写信给在大陆家乡家人，致使大陆交通界对台湾工程师喊话，召唤他们回归祖国服务，遂引起有关单位怀疑他们对国家“忠贞度”;被拘捕、审讯、判刑全是九四六年与裕昌同船来台运输人员训练班同学，大约四十余人。当时电化工程正在紧锣密鼓施工阶段，继任铁路局长董萍至警备总部力保他毫无牵连可能，并言现阶段无法失去执行负责人。调查局同意让裕昌先详细写来台后行踪、工作、家庭、交往自白书缴上后再议。
记得那几个星期，眼睁睁地看着他拖着疲惫不堪身体回家，晚上在餐桌上写至午夜。最初十四页自白书缴去后，又受命再补资料……。他少年曾患中耳炎症，在忧劳过度、睡眠不足情况下复发。白天只能到铁路医院打消炎针，实在没有时间进步治疗。九七九年，电气化铁路现代化工程辉煌地完成，通车典礼标示着十大建设大成功。他获颁五等景星勋章，且被聘为国家建设研究会研究员。但他耳朵却只剩下半听力，勉力完成北回和南回铁路扩建工程，看到台北到花莲直接通车，但是他已听不见那美丽海岸海涛击岸声音。九八五年退休时候听力只剩十份之、二。他与有事相谈时也多半靠笔写，退休后不易与人交往，淡泊之外，更加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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