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人被改判10年刑期;被判处在矿山、刑罚堡和工厂服6年以下苦役人被释放到定居点,有些人则被释放回乡。两年后颁布进步赦免令,释放所有“没有被指控谋杀和武装抢劫,没有犯严重政治罪”苦役犯,并准备让些人返回俄国欧洲部分和波兰。9种种赦免行为与其说是与沙皇宽宏大量有关,不如说是与收容大量政治流放者这个实际问题有关。
在月起义之后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波兰人中,绝大多数人(约80%)被流放到定居点。另小部分人享有专属贵族待遇,被“流放到当地居住”,可以住在城镇里。10为避免这些波兰流放者给更广阔西伯利亚社会造成影响,z.府于1866年1月颁布项法令,禁止他们从事教学、制药、印刷、摄影、医学和葡萄酒销售等工作,禁止他们住在有邮政和电报办事处建筑里,禁止他们担任任何z.府职务。简而言之,他们不得从事几乎所有与他们以往教育和工作经历相符生产性劳动。许多人规避或者直接无视这些限制,但其他人却只能耕种土地。同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前辈样,19世纪60年代波兰起义者努力地把自己培养成农学家。但是他们缺乏在亚北极地区气候条件下在农耕方面做出成果知识、毅力和魄力。即使他们拥有这些必需特质,那里也极缺可耕地。为勉强维持生计,很多人当起农场工人,受西伯利亚农民阶层支配。到19世纪60年代末,在坎斯克地区定居近960名波兰人中,只有约150人做商人和工匠;其他人依靠当地居民施舍或者z.府发放少量救济品(为避免他们饿死)度日。11民族志学者谢尔盖·马克西莫夫见证他们绝望:
政治流放者相信,他生命已经不可逆转地荒废,因此,他对周围事物十分冷漠,或者是易怒、不安和紧张。如果说在他心中仍保存着回国希望,那这种直支撑着他希望会妨碍他工作,妨碍他安心生活:西伯利亚对他来说就是个邮政驿站,是生命中个短暂中途停留地……但是随着岁月流逝,随着岁月消磨着他们希望和力量,这些人变得日渐消沉;无所事事状态加重他们,bao躁。不满情绪愈演愈烈,最终变成怨恨。12
因为1866年5月大赦,毛雷齐·苏利斯罗斯基由原先苦役刑罚被改判为“流放到定居点”,随后他从伊尔库茨克省巴拉甘斯克地区给自己哥哥写信:
伊尔库茨克省有大约1500名流放定居者。对于人数如此之多人群来说,找工作是件难事。对于那些可以收到亲戚寄来钱款人来说,生活没什问题,但是那些收不到接济款也没有什谋生手段人往往会为农民工作,但这是种怎样工作呢?他早餐是浓茶,晚餐则为些菜汤和片面包。你可以用这些食物来果腹,但有什能遮蔽你身体、满足你灵魂需要呢?只有眼泪、失望、苦难和破衣烂衫!这就是定居点生活场景!在看来,这比苦役还要糟糕。13
为避免陷入这种命运,波兰流放者及其家属不停地请求沙皇当局宽大处理。而那些目不识丁农民和商人悄无声息地困在西伯利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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