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更顺畅、更有序地向东运送罪犯,z.府先是利用航道,后来利用铁路。从1862年开始,火车开始将罪犯从莫斯科和其他中转点经过弗拉基米尔运送到下诺夫哥罗德。有些列车经过改装,用于运送罪犯,这类列车由三等车厢装配成,车厢窗户带有窗台,就像尼古拉·亚罗申科在他1888年油画《生活无处不在》中描绘那样。火车过于拥挤,因此罪犯不仅坐在长凳上,还坐在长凳下面和过道上。密封门和通风不良环境让人们非常受罪。前往下诺夫哥罗德440千米路程走天夜。在别处,流放者运送系统基础设施状态很差:休息站老旧且即将倾颓,个*员报告:“再多修理和改造也不会让它们适于在冬天使用。”在前往秋明途中就有这样个休息站,它天花板甚至塌下来。6
除运送罪犯基础设施存在种种缺陷,西伯利亚当局本身也无力顾及大量新来流放者。托木斯克省省长格尔曼·劳尔赫特于1864年7月写信给他在圣彼得堡上级,表明这里监狱要塞只能容纳400名囚犯,但“这个要塞罪犯人数很少少于600人,平均罪犯人数为700至750人”。套腐败、无能且“需要彻底修整”行政机构混乱地管理着该监狱。7
由于无法容纳这些波兰人,西伯利亚*员按照由来已久方法,匆忙地将他们转移到更往东、更偏远地区。1864年4月,西西伯利亚总督亚历山大·迪古卡耶夫给圣彼得堡写信,称“由于缺乏必要设施”,请求将所有被判处在他负责要塞服苦役政治犯都送往东西伯利亚工业企业工作。但是,在更往东地区,当地当局也在奋力应对大量拥入流放者。东西伯利亚总督米哈伊尔·科尔萨科夫命令将整连步枪兵“和几名可靠且没有波兰背景军官”从阿穆尔河流域转移到涅尔琴斯克。1864年10月,他指示涅尔琴斯克矿区负责人希洛夫把新流放者分散到各个矿山。400人已经在夏天抵达涅尔琴斯克,以后几个月预计还会再来800到1000人,那里当局回应,为他们寻找生产性工作是“不可能”。希洛夫坚持认为:“尽管行政机构尽力,但[监狱建筑]还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成。”新建筑工程只能在春季动工,在此之前,流放者要被安置在前往涅尔琴斯克途中城镇里,即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和赤塔。过度拥挤成地方性问题。俄国报复本能超出z.府惩罚能力。8
早在1864年8月,流放当局就开始警惕,成千上万名“国家罪犯”进入西伯利亚可能会出现难以管束问题。1863至1867年间,约4000名波兰人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省定居点,4400名波兰人被送往叶尼塞省。对人数如此之多流放者实施甚至是最基本监视和控制也是极其困难。内政大臣彼得·瓦卢耶夫急于把波兰流放者人数降到更可控水平,于是他写信给西伯利亚所有省长,要求他们起草出可以从流放地提早获释、返回故乡完成刑期人员名单。1866年5月,沙皇发布系列措施,给因为参加月起义而获罪罪犯减刑。被判终身服苦役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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