饰。其实,道武帝祖父什翼犍鲜卑语本名,也是ilqän/il-qan。《晋书》记什翼犍之子翼圭背叛其父,这个翼圭在别地方又写作寔君,其实寔君和翼圭是取自同个名字不同音节,合在起就是和什翼犍样ilqän/il-qan。据此可以推想,道武帝父亲献明帝寔,也是“什翼犍”这类译名节略,所取是汉字转写词首音节,什写作寔,可能都是后来书写者为有所区别所做安排。如果背叛者寔君与献明帝寔不是同个人,那什翼犍儿子中至少有两个人名字都是ilqän/il-qan,和他本人样,而且也和他孙子、后来北魏开国者道武帝名字样。这在北族社会里当然也是正常,ilqän/il-qan是中古鲜卑社会里极为常见名字,父子兄弟同名也不奇怪。但用汉字转写记录下来,就造成史料极大混乱,结果同个人被写成不同几个人,不同人被写成个人。
十六国时期拓跋先世历史难以厘清,语言和书写确是个原因,不过最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如周良先生所说,是历史编纂时太多忌讳造成,而当这两个因素结合在起时,史事遗落、线索混乱和资料相互矛盾就成种常态。代国亡国前后历史就算北魏人已记忆不多,苻秦必定有较为详细记录(当然会有对前秦军政领袖夸大和美化面),只是这些记录到北魏会经受排查、筛选和删除,即使到崔鸿编写《十六国春秋》之时,他也必须斟酌轻重,谨慎地选择苻秦史料。这就是为什在代国灭国、什翼犍死亡、什翼犍之子背叛、什翼犍或拓跋珪入秦等重大史事上,研究者至今还处在疑虑重重猜测阶段。如果们把残存零星史料看作诸种历史论述相互竞争结果,那显然参与竞争各方都在强制遗忘压力下耗尽生命。不仅前秦,十六国许多国家,如汉赵、后赵、前燕都曾与拓跋先世有诸多关联,而后秦、西燕、后燕、赫连夏、北凉、北燕等,都与北魏前期重叠共存。这些与拓跋存在定历史重叠政权,要有过敌对关系,要曾经以保护者身份处在更优越地位。他们大多数都有文献档案制度,照说总有很多资料最终落入北魏控制,但这些资料必定有相当部分是不利于北魏历史叙述,可以设想这类记录也会遭到闭口甚至灭口对待。
崔浩并不是个书呆子,编写国史目是表彰北魏政权,他自然不会把明显令北魏统治者蒙羞史料引入国史写作。崔浩卷入修史,始于神䴥二年(429),受太武帝之命参与撰录,在邓渊旧稿基础上编为三十卷《国书》,“以成代之典”,总结太武帝灭赫连夏之前北魏全部历史。那时崔浩政治上地位不高,只是以个普通文人身份参与其事。到太平真君元年(440),太武帝已扫平诸多敌对政权,行将统北方,建立远超父祖功业,有必要把自己非凡成就写入历史,所以下诏命已高居宰辅之位崔浩“综理史务,述成此书”。虽然太武帝叮嘱崔浩“务从实录”,但这次“续成前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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