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就是歌颂神䴥以来十几年间太武帝
辉煌武功，所谓实录、直笔，都是把这
部分写好意思。崔浩负责全书“损益褒贬，折中润色”，就是给史稿在政治与文学两个方面进行把关。给崔浩惹下大祸，应该不是《国书》中有关太武帝这部分，而极可能出在十几年前编订那三十卷之内。在有关拓跋早期那部分历史中，以崔浩政治经验之丰富，他也不大可能直接引据敌对政权负面记录，记下那些令拓跋统治者蒙羞政治和军事事件。那
，崔浩弥天大罪，应该出自他未曾在意，或以为早就被审查过关
些内容，而那部分内容，乃是因袭邓渊《代记》旧文。
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中有章《〈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从史学史角度考察国史之狱与北魏史风污染问题。与此处议题相关者，田先生重要贡献是揭示出北魏早期历史传承，有个从鲜卑语歌唱史诗向汉语文字书写转变过程。他认为引起崔浩国史之狱，应该是早在崔浩第次参与修史之前就已经写定那部分，即邓渊在道武帝时期奉命所撰《代记》。《代记》主要记录道武帝开国及之前拓跋历史，史源依据主要是拓跋传唱史诗《代歌》（太武帝时定名为《真人代歌》）。据《魏书·乐志》，这种经过道武帝审订《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代表草原传统中官方历史叙述，邓渊修史，不仅要从中取材，而且要据为纲领。问题在于，从鲜卑语《代歌》到汉语《代记》，不只是个翻译过程，而且也有文化环境和价值判断转换问题。周良先生所说收继婚习俗，在鲜卑社会里人人视为当然，到华夏社会里就是人神共弃乱伦之恶。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国史所录些拓跋故事，在昔本为旧俗使然，无关风化，在今则不合常道，有悖人伦。史臣直笔招祸，最易在此方面产生。”
田先生还怀疑邓渊之死起因于《代记》里违碍文字，是“场不动声色文字狱”。不过，如果邓渊《代记》里有关文字确实引起道武帝注意，那杀掉邓渊之后，这部分文字理应会被删改，甚至全书遭到毁弃，不至于遗留下来供后之史臣当作修史基础。而且，道武帝应该没有什汉文阅读能力，他身边勋贵亲近更是清色“鲜卑车马客”，都不会有对汉文《代记》进行审读热情。道武帝时代鲜卑贵臣，对华夏文化和伦理价值纵然已有定解，但还不大可能会产生文化传统上自卑感，因此，拓跋历史上与现实中那些与华夏文化价值相冲突风俗传统或政治实践，也都没有回避或讳言必要。那时满朝都说鲜卑语，汉语书写只是个行政工具而已，史书编写也带有很强装饰性。在这样时代背景下，邓渊《代记》并没有机会进入聚光灯下，邓渊被杀也不是因为史书中违碍文字。否则，亲身经历道武帝内廷风云崔浩（田先生说他是“邓渊之狱目击者”），怎可能还照搬邓书，重蹈覆辙呢？
史书编纂，成于祕书，能够读到人是很有限，而最先读到人，也未必仔细寻觅其中问题。崔浩国史编订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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