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定先呈太武帝审阅，太子景穆帝也应该是最早读到
人之
，他们都没有提出什
异议，景穆帝甚至还赞成把国史刻石立碑，可见他们都未察觉有什不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崔浩所编国史重点在表彰太武帝功业，这部分既是崔浩倾力纂录，又是朝廷殷切期待，审读者自然专注于此。可以想象，崔浩是出色地完成
这任务。当他手下闵湛、郄标“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时，他竟然同意。把崔浩这行为仅仅看成他自
膨胀，恐怕不定符合当时情境，也未必符合崔浩贯性格。崔浩敢于把新编史书这样招摇地铭石立碑，是因为他要讨太武帝欢喜，不过是贯彻太武帝当初命他修史本意，或许这做甚至得到太武帝本人直接或间接赞许。《魏书》记太子景穆帝也认为这个计划“善焉”，显然大家都只是为取悦太武帝。于是在平城以西每年举行天郊大典地方附近，专辟个“方百三十步”广场，立碑刻铭，“用功三百万乃讫”，以推送形式向公众发布这部新编国史。在雕版印刷流行以前，如此发布新书，其影响可说达到极致。
北魏建国之初以及更早时期，也常见立碑之举，不过那时能读汉文鲜卑人极为稀少，立碑主要是对魏晋文化传统模仿，是拓跋政权种政治装饰。然而时代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到太武帝时期，能够读写汉文鲜卑人已不再稀少。从邓渊受命撰《代记》，到崔浩国史之狱爆发，差不多五十年过去，新成长起来鲜卑上层集团子弟，尤其是宗室和权贵子弟，有很多已接受过系统汉文读写教育，他们是能够阅读历史著作，而且会很有兴趣去读跟自己祖先有关那些部分。与立碑者目在于歌颂太武帝不同，般鲜卑青年可能会更注意北魏早期历史。和五十年前鲜卑人不同，他们不仅深入地解华夏文化，而且定程度上已经接受华夏文化价值观。当然，他们母语仍然是鲜卑语，代人集团内部日常所用也主要是鲜卑语（包括在朝廷上），在鲜卑语环境内，他们会毫无障碍地重复五十年前就在传唱那些故事。即使与华夏文化价值相冲突那些故事，在鲜卑语环境下还是会显得那自然、那合理。语言不只是表意交流符号，任何语言都内置有整套文化价值与历史传统，跨语言通常也意味着跨文化和跨历史。因此，在鲜卑语环境下可以自然说出故事，到汉语环境下讲述，就不得不面对华夏文化价值评判。五十年前鲜卑勋贵们听鲜卑语《代歌》时不以为怪些故事，五十年后新代贵族青年在汉文碑刻上读到时就可能羞愤难当。
《魏书·崔浩传》记国史立碑刻铭之后，“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北史·崔浩传》称“北人咸悉忿毒”，强调鲜卑人阅读石铭国史之后深恶痛绝情绪，正是这种情绪直接点燃太武帝雷霆之怒。虽然国史撰写刻铭主旨在于歌颂太武帝，但眼下引发众怒，显然已完全压倒那个主旨，太武帝本人也被推到个非常尴尬位置上。也许即便只是为自救，太武帝也不得不牺牲掉崔浩。崔浩及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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