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长期持续
深度接触，其结果就是文化和语言深刻亲近。现在韩国语（朝鲜语）中，有数量巨大汉语借词，这当然是从新罗时代以来日积月累结果。不过即使在新罗以前，比如在语言属性与新罗语明显有别高句丽时代，由于同样以汉语为书写语言，高句丽语接受汉语影响痕迹已经非常显著。《三国史记》记高句丽地名，有
个“买忽”，又记“云水城”。前者是高句丽语音译，后者是意译。在高句丽国内口头提到此地时，定是说“买忽”，可是写进文书中时，就可能有两种写法，即记音“买忽”和意译“水城”（忽意思是城，买意思是河流或水）。初期文书应该是记音（以便于念文书时让听者明白所指地名），可是等高句丽上层汉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后，就可能改为意译
，这就是为什
《三国史记》会有两种不同记录。
值得注意是，即使以汉语意译地名也并没有完全脱离高句丽语言语法规则。高句丽还有个县，原先称“皆伯县”，后改名“王逢县”。高句丽语“皆”，又写作“解”或“加”，是从扶余借入高级政治首领称号（其语源是古蒙古语中aka，意思是兄长），“伯”就是遇到、相逢。《三国史记》在此县下有条小注：“汉氏美女迎安臧王之地，故名王逢。”很显然，皆伯是音译，王逢是意译。音译在先，意译在后，反映汉语水平提高之后对各类专名进行“雅化”处理时代变化。可是“王逢”并不是汉语SVO语序（subject+verb+object，受动名词在动词后面，即通常所说谓语在宾语前面），而是高句丽语SOV语序（subject+object+verb，动词在受动名词后面，即通常所说谓语在宾语后面）。如果严格按照汉语语法来意译，那“皆伯”应该译作“逢王”才是。可见即使以汉语作为书写语言，高句丽语自身规则也会对汉语书写产生影响。这种情况，就和越南“院研究汉喃”模样。《三国史记》又记统新罗时期把“王逢县”改为“迎王县”，反映这个时期对汉语掌握程度有明显提高。
更显著例子是“喃字”。喃字是种以汉字为素材创造出来越南语文字，通常是由分别表音和表意两个汉字组合在起形成，在越南古代文字系统中地位和作用非常类似朝鲜语（韩国语）谚文（Hangul）和日本语假名（Kana），用以表达汉字无法表达古代越南国境内越南语、岱依语和瑶语固有词汇，特别是人名和地名。可是在中文文献里，“喃字”又常常写成“字喃”，这是因为中国文献反过来受到越南文献影响，在越南文书写中，“字喃”写法多于“喃字”。在越南语口语中，喃字定是念作“字喃”（ChữNôm），口语表达持续影响结果，就会出现“字喃”书写形式，并最终使得中国文献也接受这形式。同样道理，“汉字”这个词在越南口语中两种表达形式，种是符合越南语NA语序意译“汉”（ChữHán），种则是遵从汉语AN语序音译“H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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