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去爱荷华那次是个特别经验?
王安忆:在想,首先是第次,而且们从那封闭状态下第次走出去。记得那时候,他们那些留学生都也不过是刚出国,大多数还正处在艰苦奋斗当中,所以当时觉得出国留学是件非常艰苦事情,可是所有人都以为你王安忆肯定留下来,没有个人会觉得你还会回去,因为无论多艰苦,出国总是康庄大道。在耶鲁时候,当时郑愁予在东亚系,他们都准备替申请奖学金,就是觉得肯定在那里。可是就觉得哎呀不行,这个决心太难下,没有什信仰也没什理想;八十年代们刚开放,刚好处在变化阶段,大陆还没有超级市场,到超级市场去已经感到很震动很震动,那丰富物资,们国内还没有可口可乐,真空包装食品,甚至方便面。现在想想当时最震动事其实是很简单,他们思想也接触不到,他们艺术也接触不到,接触最多是物质,它物质丰富。觉得这也是给打个预防针,后来对这些物质生活比较有抵抗力吧,恐怕和这次经验比较有关系,时间也比较长,四个月。这次是对震动很大。
张新颖:还有可能跟那个时候年龄有关系,比较年轻,写作不久。
王安忆:年龄也有关系,写作不久,当时跑出去还是有个很大震惊,因为们是在个“国际写作计划”里边,周围是来自世界各国作家,于是便遭逢世界各国问题,那就产生个问题,就是说,你写故事有什意义。回来很长时间没有写小说,大半年没写,觉得这个问题是比较尖锐,它对于来讲倒不是说你生活有什意义,好像对这种生活也没什极度羡慕,也不怎为自己生活发愁,就觉得——你写这东西还有什意义。
张新颖:怎会产生这样个问题?
王安忆:不晓得怎搞,可能是对自己怀疑吧,觉得自己写得不好,在那边因为有很多作家在起,看见大家写作状态,们有交流会,当时他们给们配个翻译,挺好,们和作家之间就可以有很多交流,结果你会看到个很广泛写作环境,写作题材是那广泛,是以前未经验过。总之这次出去回来以后,有时候就觉得,哎,写什都没什意义。怎让自己写东西有意义,这是很重要个目标。
张新颖:那后来当你再开始写时候,就是对这个问题是有稍微明确点想法?
王安忆:也没有明确,所以是觉得运气好,回来不久,就碰到们这边兴起个寻根文学,觉得这两个事情简直结合得是天衣无缝,就等于说,正好是在开始怀疑自己时候,寻根运动来临。寻根运动其实对帮助是很大,说是找另外个角度也好,立场也好,背景也好,总之是,推开扇门,门里面又是个新天地。
张新颖:从《小鲍庄》中能看出跟寻根文学关系,但般不会想到和去爱荷华有什关系。
王安忆:这两件事情结合,发生在身上,在写作当中是从个低潮到个高潮,这个衔接。这个低潮,在想,不去美国可能也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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