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记忆最为深刻,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大伯家里有八个孩子,六男二女,加上大伯和大娘,共是十口之家。那时候,中国刚从“三年困难时期”梦醒来,大伯就开始忍着饥饿,挑着他织洋线袜子机器,到山区去走街串巷,在庄街村头,在户户人家门口,放下他那为生存而沉重担子,擦着额门上汗珠,扯着喉咙高声大唤:
“织袜子啰——”
“子啰——”
不知道大伯是如何领着大娘和他们溜儿子女,安然度过“三年困难时期”。村里老人们常常向后人述说,他们因为饥饿去村头挖吃黄土人生;说他们如何用斧头菜刀,去剥砍树皮熬汤经历;说村里每张脸和双腿首先浮肿人,腿上脸上,都如塑料薄膜袋子装满水;说山坡上饿死死尸,几天间无人抬动,活生生地僵在荒野,天空中盘旋饿鹰,常会俯冲下来,去那人尸上啄食。
现在,大伯已经去世三年。八十岁大娘,也因糖尿病和小脑萎缩等,变得沉默于世,言语不清。后悔,没有在还来得及时,去询问他们在那特殊三年岁月里,是如何带着群孩子,熬过那整个中国都在超越极限极度饥饿中千多个日日夜夜。想,错过不仅是场纪实答问,定还是场泱泱大国农民为生命和亲情,用活着信念,去抗争饥饿与死亡部生命史诗。而今,脑海里,没有多少大伯为他和家人活下去而抗争和忍耐饥饿画面与细节,但却总是响着大伯那沙哑而洪亮——为家人活着,并尽力让子女们吃饱肚子在山脉上和无数村头大叫:
“织袜子啰——”
“子啰——”
大伯那架由许多齿轮、钢架、挂针、挂锤和摇把组成机器,只要把机织纺线四通八达、有秩有序地缠缠绕绕,绞动摇把,就能织出大大小小、长长短短袜子来。因为那机器源自外国人发明制造,因为织袜子白线必须是机织洋线,而非乡村民间那种笨机手纺线,所以那织袜机就叫洋袜机,那袜子就叫洋袜子。随同那时被称为“洋”货,还有洋火(火柴)、洋钉(铁钉)、洋灰(水泥)、洋车(自行车)、洋镐(铁镐)等系列与外国人相关日用品,因为个“洋”字,就有时尚和品质,有与众不同风尚和气度。也所以,大伯子机器和手艺,自然是远近闻名,遐迩知晓。他不仅每年冬天都挑着担子到东西两山深皱中,为那些连买个铁钉都要跑几十里山路农民织袜子,就是到年关将近,他不跑山里,也要把那机器架在村头或者大门口,为路人和同村邻人们,织些白筒洋袜子。
当然,给同村人织袜子,大伯般是不收费用,也不要任何别物换与报酬。他所收或还,只是世间人情和乡里之间为生存彼此扶帮和照应。只有为陌生路人织袜时,他才收取些微零用以补年关家缺。
替大伯绞过那织袜机把儿,沉重沉重,叽叽作响,织双袜子下来,胳膊便有胀裂酸疼。可是,大伯却用他将近十年时间,挑着那副担子,绞着那沉重把儿和他与子女们生命存活本基,每次天不亮就挑着机器出村,三天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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