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白印,那是水里结出碱。在敦煌,醋是必不可少。到敦煌工作后,发现敦煌当地人用洗衣粉洗头。后来回上海探亲时,每次总要带些洗发膏回敦煌,再后来变成带洗发精,而每次都是家人提醒要带什洗发产品,因为上海日用品更新换代非常快。
治沙和种树,是当时研究所所有人都必须参加两项工作。保护石窟、防沙治沙最重要措施就是种树。种树事情从冬天就开始酝酿,到开春就马上栽下树苗。这里最好活树就是杨树,现在围绕莫高窟蜿蜒参天大杨树,都是当年莫高窟人棵棵亲手植下。
整个莫高窟直到1981年才通上电,在此之前几年已经自己发电,每天只能保证两三个小时用电,根本不能像在学校那样,到晚上还可以到自习室去学习。第次到莫高窟就住在下寺破庙里,解个手还需要到庙外较远土厕。天晚上,刚走出侧门时,突然发现庙门外有个黑乎乎东西,两个眼睛泛着绿光。心里紧,想着当地同事说这地方有狼,赶紧回屋,把门闩得紧紧,吓得夜没睡好。天亮后,走出屋子看,才发现原来那是头驴。
西北生活,使逐渐忘记都市,忘记切和城市有关生活,忘记也曾是“南国女儿”。把所有时间和精力全部倾注在工作中。刚到敦煌工作日子里,只要回忆起过去生活,上海家人,首都景象,就会感到种失落,这种失落直会把拽向忧郁深渊。为抗拒这个深渊,必须学会遗忘。把临出门时姐姐送给小镜子藏起来,不再每天照镜子,直到现在也不怎照镜子。渐渐习惯宿舍没有地板泥地,地上永远也扫不干净沙尘;习惯用报纸糊起来天花板;习惯半夜里老鼠掉在枕头上,然后爬起来掸掸土,若无其事地继续睡觉。
如果说从来没有犹豫、没有动摇过,那是假话。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确实是两个世界。每到夜深人静时候,就感到孤独。尤其到春天,整天整天地刮风,窗外刮风屋内下沙。常常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给忘,北大把给忘,老彭也把给忘。望着黑黢黢窗外,不止次偷偷掉眼泪。可是第二天只要走进石窟,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
从1963年到1966年,参加敦煌莫高窟窟前遗址发掘清理工作。在此期间,还在甘肃山丹县花寨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敦煌魏晋墓群考古发掘工作。先后在敦煌义园湾、文化路和七里镇古墓葬,以及党河古墓葬负责考古发掘与调查。边发掘,边搞社教活动,边咬紧牙关,等待命运转机。只有把自己全部精力都投入考古发掘工作,才能暂时忘却心中不快。
在毕业分配最初那段时间,在和家人分别十九年里,有好几次都想过要离开敦煌。后来,随着时间推移,逐渐适应敦煌生活。随着对敦煌石窟价值认识逐步深入,也逐渐对敦煌产生割舍不断感情。之所以最终没有离开,其中固然有命运安排,但更重要是自己从情感上越来越离不开敦煌。而最终让安下心来,心无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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