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纷憧憬“车同轨，书同文”
统
国家，热衷于搞《周礼》《王制》那样“顶层设计”。虽然在西周、春秋时期，建立稳固君主集权历史条件尚未成熟，政权发展段时间以后，不可避免要旁落于贵族之手，但“世族政治”格局更难长久维持，最多不过两百年就要向君主集权回归。第二，贵族内部从来不是铁板块，各个家族集团以及各阶层之间直存在矛盾。这就给不甘做傀儡君主以可乘之机，利用各家族、各阶层之间矛盾，拉派打派，提拔下层制约上层，春秋各国内乱大多因此而起。尤其是“世族政治”形成之后，权力和资源被少数大族垄断，中下层贵族权益受损，失去上升渠道，很容易转向君权寻求出路，二者拍即合。孔子及其弟子大多出身于贵族中地位最低“士”阶层，正是这群人打出
重振君权、复兴“周礼”大旗。孔子在鲁国掌权时推行政治改革，是以“强公室，抑私门”为旗号，跟后来吴起、商鞅事业并无本质区别。后来他学生们大概也看出各国君主多是扶不起阿斗，于是顺应历史潮流投身大族做“家臣”，取得政治上成功。各国大族或公室，也在这些新兴士人帮助下，使国家逐渐摆脱宗法血缘关系束缚，转变为集权官僚制新型国家。
孔子所开创儒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君主集权帮手，明白这点才能理解儒家本质，也就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本质。他们最高理想是“得君行道”，做“帝王师”。孔子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无非是想当“国师”，后来他学生卜商（子夏）真成魏文侯“国师”。陈平原先生早年有篇文章叫《千古文人侠客梦》，其实中国文人有个更大梦——“国师梦”，几千年来以贯之。
不过话说回来，孔子人生信条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只要想做事，就离不开权力，诸子百家中除杨朱、庄周那样极端个人主义者，大概没有人能摆脱对权力依附。但儒家毕竟不是法家，即使用现代人眼光看来，孔子及其弟子身上也时时闪耀着人性光辉。首先，儒家第次把“人”作为政治目。孔子说“仁者爱人”，“仁”就是拿人当人看，这是周文化宝贵遗产。孔子祖先商人可不是这样，在他们眼中“非
族类”都不是人，跟牛羊样可以随意屠杀。西周王朝建立以后很快就废止商代人殉人祭习俗（西周早中期有少数实行人殉墓葬，墓主大多是商遗民），孔子本人更是连随葬人俑都反对。周人把愿意接受华夏文明人群都视为同类，儒家“仁”也是不分族类，不分地域，这是两千多年前共同价值观。中国能克服自然地理巨大差异，成就幅员辽阔“大统”国家，这个共同价值观起关键作用。其次，孔子及其弟子反对贵族政治，却欣赏并且继承贵族文化传统，包括贵族那种视荣誉高于生命“迂腐”劲儿。周代贵族是“社稷之臣”，不是君主私人奴隶，因此儒家为君权服务，但又不愿沦为君权工具——用周人词来说，他们是“股肱”，不是“爪牙”。他们总想“驯服”君权，让它规规矩矩为社稷、为百姓服务，虽然多数时候难以如愿，但久而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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