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而不是“享有”幸福
权利。关键
点是，托马斯·杰斐逊并未要求国家对国民幸福负起责任，而只是要限制国家权力。当时是希望让人能够享有选择权利，不用受国家监督。如果
觉得自己和约翰结婚比和玛丽结婚快乐、住在旧金山比住在盐湖城幸福、当酒保比当奶农开心，那就有权利去追求这些幸福，就算做
错决定，国家也不该干涉。
但在过去几十年间，情况已有改变，有越来越多人开始认真思考边沁愿景。人们越来越相信，这些建立超过个世纪、为国家强大而设巨大系统，其实应该为国民幸福与福利而服务。不是们要服务国家，而是国家要服务们。“追求幸福权利”原本只是为约束国家权力，但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幸福快乐权利”，就像人类天生有权要求幸福快乐，如果有什
让们不能满足，就相当于违反们基本人权，而国家此时就该介入。
在20世纪，想评估个国家是否成功，公认标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根据这标准，新加坡每位公民每年生产商品和服务平均总价值为56000美元，比起每位公民只生产平均总值14000美元哥斯达黎加，实在是成功太多。但现在思想家、政治家甚至经济学家，都呼吁要用GDH（grossdomestichappiness，国内幸福总值）来补充甚至取代GDP。毕竟，人们到底想要什？他们不想总是忙着生产，而是想要幸福快乐。生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能够为幸福提供物质基础。但这只是手段，不是目。在次又次调查中，哥斯达黎加人报告生活满意度都远高于新加坡人。你愿意当个生产力高但不开心新加坡人，还是当个生产力较低但心满意足哥斯达黎加人？
可能就是出于这样逻辑，推动着人类把“幸福快乐”当作21世纪第二个主要目标。乍看之下，这个目标似乎相对比较容易实现。饥荒、瘟疫和战争正逐渐绝迹，人类正经历前所未有和平与繁荣，预期寿命也显著增加，因此，人类想必都很幸福快乐吧？
事实并非如此。伊壁鸠鲁把幸福快乐定义成至善时候，就曾告诫弟子，快乐是件辛苦差使。仅有物质成就，并不能让们长久感到满足。事实上，盲目追求金钱、名誉和欢愉，只会让们痛苦不堪。举例来说，伊壁鸠鲁就建议吃喝要适量，性欲也要控制。从长远来看，深厚友谊会比夜狂欢让人更快乐。通往幸福快乐道路其实暗藏艰险，伊壁鸠鲁则规划出整套伦理上行为准则以作为引导。
伊壁鸠鲁显然意识到件事：快乐得来不易。虽然们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前所未有成就，却很难看到有哪个现象能够证明当代人显然比过去人更为满足。事实上，甚至还有些令人不安迹象：虽然发达国家更为繁荣、舒适及安全，但z.sha率也远高于传统社会。
在秘鲁、危地马拉、菲律宾和阿尔巴尼亚这些贫困而政局不稳定国家，平均每年每10万人中有1人z.sha。但在瑞士、法国、日本、新西兰这种富裕且和平国家，平均每年每10万人中有25人结束自己生命。1985年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可能部分章节内容会丢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