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独生子，也没有经历过战乱，所以孩提时代
照片很多都留存下来
。那些照片
开始是在照相馆照，貌似很多都经过后期修图，慢慢地就变成由母亲来给拍照。在柯达No.2型折叠自传皮腔布朗宁相机使用说明书中，至今还夹杂着母亲年轻时候朋友写下笔记。上面写着：“月夜以树为背景拍摄淀川，将月亮置于树叶之间位置，从而使得月光反射在水面上，十至十五分钟，在第十六分钟停止。”言辞恳切，感觉写下这些话青年定对母亲感情很深。
进入青春期后，缠着母亲买来当时卖得火热理光双反相机（Ricohflex）。从那时，开始自己拍摄照片，并且从那时以来，手头上直闲置着好几台相机。从双反相机开始装上佳能测距仪，到出现单反相机，然后又出现拍立得和数码相机，直忠实地追赶着照相机进化轨迹。买这些相机，并不单是为家庭拍照，从开始对照片与语言文字奇妙组合感兴趣以来，也是为自己工作所需。从开始写诗后不久，也开始写那些所谓“照片故事”诗和短文，然后又扩展至纪录片和电影电视剧脚本、绘本文本之类，持续至今。和摄影家起合作工作机会也很多。
今天在东京都写真美术馆同长野重先生对谈。长野先生年长六岁，但看正在展览长野先生“这个国家记忆”摄影展之后，不禁由衷地感叹：他和生活在同个时代呀！最早照片是九四五年拍摄《空袭中被烧毁家》，接下来还有在东京银座拍摄《占领军吉普车》《占领军交通标志》等。这些照片让产生种奇妙怀旧感，但感受不止于此。那些过去光景重现让感觉就在当下样。长野先生在记录时代变化同时，也拍下大时代背景下持续低语般生存着普通人生活。这些影像告诉们，从人类历史长河发展来看，那些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发生在们身边时代变化，不过是短暂瞬间而已。
对于拍摄对象，长野先生决不过多地移入个人感情。说起来可能让人觉得挺酷，但这里面其实有着城市人特有轻微犬儒主义倾向。长野先生在采访中说，当他成为自由摄影师之后，他发现对于以客观手法拍摄照片依然可以有个人看法。想，主观与客观微妙平衡，不仅对摄影，而且对所有创造性工作来说都是必不可少吧。对谈结束之后提问环节中，有观众问：“当你想要表现什
时候，如何做才能避免陷入自满足误区呢？”对此，回答是：“找到令你忘却自对象。”很清楚，在如今这样时代，想要找到这样对象是何其之难。或许是看在同地点与长野先生摄影展同步展览“水俣·东京展”之后，想要这样说。
当以水俣为拍摄对象时候，自表现这样概念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拍摄水俣摄影家们，都不得不将自己奉献给拍摄对象。如果他们没有被不管怎拍摄都拍不尽沉重而严峻现实所吞噬话，他们是无法逼近水俣真正现实吧。但是仔细想想，现实不都是这样吗？相较于拍摄对象本身，长野先生更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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