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今天，
也几乎没有哪个港口能像大约
千年前
泉州那样真正具有世界性。
中国历史上都城大多时候都在北方，且都对商人有吸引力，因为都城既是个外来奢侈品巨大市场，也是个获取中国以外所需商品地方。但是中国北方自然良港非常匮乏，纵使确乎是良港地方，与都城之间也相隔广袤平地，且这些平地多是几乎无法通行泥泞地。所以，这个国家大海港都在遥远南方更宜人海岸上发展，从上海附近长江出海口带，到广州附近珠江出海口带。（大型内陆港则在长江主要支流与长江交汇处及大运河沿线发展起来，它们自公元600年以来便把长江中下游平原同京畿之地连接起来。）这两条江三角洲长久以来享有得天独厚之利，因此大型港口城市几乎总是在这两个地带：广州在过去千三百年以来大多数时候都是主要国际港口。
不过，在两江之间几百英里海岸线上，没有任何地方拥有绝对盖过其他地方自然便利，因此系列港口因政治、社会和文化原因而次第兴衰。没什
港口能比福建沿海城市泉州历史更为丰富多彩。今天它是个二三线城市，但在大约1000—1400年间，它是世界最大港口之。1345年到过泉州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说，这座城市——那时也叫“刺桐”——是“世界上最大港口”。1292年自泉州离开马可·波罗（见本章第5节）称它是世界上最大两个港口之（与亚历山大并举），又说那里“商人云集和货物靡集情形简直无法尽言”。不过，这两位著名旅行家都是在泉州黄金时代过去很久之后才来到此地，而泉州黄金时代大约在公元1100年前后。泉州港全盛时期外国商人包括穆斯林、印度教徒、小乘佛教徒和大乘佛教徒、天主教徒和波斯教会基督徒[9]、犹太人以及帕尔西人（Parsees）[10]。至今仍可在这座城市找到湿婆神和毗湿奴神形象，12世纪由位来自波斯湾商人捐建穆斯林公墓遗址，支10世纪或11世纪印度教石雕阳具（在中国文本中被有意重命名为“石竹芽”），还有块泰米尔文——中文双语碑铭，这块碑之所以著名，乃因碑文支持印度教教义，而（从两种语言撰写都相当有水准来判断）刻碑人几乎可以确定是本土中国人。（印度教在中国流行程度与另个印度舶来品佛教相比，根本连芥子微尘都算不上，但不管怎样，它在中国文化中留下
印记。）
在唐代，广州是大港，福建海岸绝大部分还未开发：诗人韩愈在8世纪路出福建之时，把它描述为毒雾瘴氛、鳄鱼横行蛮荒之地。[11]但由于中国人口大多数仍在北方，若能把货物运到广州以北很远之处确便利，尤其是在晚唐政治动荡时局之下；泉州繁荣昌盛确乎就发生在唐代与北宋（此后是南宋[1127—1279]）之间战乱年景中，那时它享有个相对稳定割据政权庇护。宋室平定天下以后，疏于设立监管泉州贸易机构，于是泉州贸易在法律层面是非法。这也意味着z.府忽略对外贸易合法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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