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童贯、王黼、李彦、朱勔和梁师成)。张居正评论,忠臣会劝说君主节俭和克制,就算君主不愿意听他们谏言时也会这样做。而那些只对君主讲讨好献媚话、鼓励君主奢靡之风定是*臣,将贻害无穷。[2]根据张居正对历史兴衰理解,他认为以上三则劣行中任何则都足以导致徽宗悲惨结局。
尽管《帝鉴图说》是为小皇帝撰写初级读物,但它很受欢迎,也多次修订。后来,17世纪时,王夫之在《宋论》中对徽宗朝进行更为严肃学术评价(但这部书在当时流传不广)。[3]王夫之关注主要是当时文人与大臣选择,特别是杨时和李纲等知名儒士。但他对人们普遍认为徽宗是庸君这观点没有质疑,称徽宗为“醉梦倾颓”。王夫之指出,徽宗并不似隋炀帝等前朝皇帝那样奢侈,蔡京也不比唐朝李林甫等历代主要辅臣恶劣,但降临在徽宗身上灾难却要沉重得多。[4]王夫之认为徽宗朝发生很多事情都是在演戏,这是王夫之提出最有趣个观点。王夫之说,蔡京自称是王安石追随者是在演戏,甚至联金抗辽也不过是徽宗和蔡京共同操纵场游戏。[5]
那,指责徽宗主要因放纵奢欲而丧失皇位是否有依据呢?当然,徽宗确在物质生活中找到很多乐趣,尤其是艺术品、古代青铜器、园林和宫殿建筑。徽宗收藏品也肯定价值不菲,但没有个具体数额,而且很多物品显然是进贡给皇帝礼品,而非徽宗购买所得。在建筑方面,尽管徽宗修建宫殿数量比之前任何位宋朝皇帝都多,但最后建成宫殿群还是比唐代长安皇宫面积小得多,而且唐朝在洛阳也建有处规模宏大皇宫,以及几处广袤狩猎场。在1117—1119年间,徽宗痴迷于道教神霄派,似乎确是不计成本地开展些建筑工程,但直到1120年蔡京被罢免、军费开支骤然上升,大臣们才开始注意到这些逐渐显现赤字问题。不过即使到那时,女真人向开封勒索赔款时,宋官府藏库中仍然有大量铜币,以及金、银和绢等财富。
如果客观地考察这些问题,值得提是,认为统治者由于个人放纵而导致亡国观点古已有之。[6]在《左传》中,即使只是对华丽衣服感兴趣,也会被认为足以亡国。[7]唐初史家在编纂唐朝之前灭亡梁、陈和隋历史时,认为这些朝代灭亡都是因为末代皇帝“放荡生活”和“无节制地追求享乐”。[8]他们也许由此推论,如果位君主失去皇位,那这件事本身即证明他没有对自己进行适当节制。唐太宗在他著作中也意识到“败国丧身之主,莫不以奢侈而亡”。[9]在儒家传统中,值得称道是皇家节俭而非奢侈。
们还可以从跨文化角度来考察宋朝皇宫花费。建筑、装饰和收藏欲望在全世界君主中都非常普遍,与其他地方皇室相比,徽宗为加强皇室威严而投入花费并不算出格。纵观欧亚大陆,在条件允许时,宫廷总是愿意动用资源来增强自身宏伟气派,例如扩建皇宫设施和增加宫廷人员。但这样做君主可能会被指责为不负责任,有时也不得不缩减开支,尤其是当宫廷希望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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