趟这摊浑水,他向朝廷报告说,自己精力疲惫,近来更是衰败,说话二十句左右,舌尖就会麻木艰涩,不能再说。希望皇上恩准,另选懂军事大员督办军务,自己愿以闲散人员身份在营效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朝廷当然不同意曾国藩推脱。这回,朝廷看起来对曾国藩尤其信任,命令所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归曾国藩节制调遣。如该地方文武有不遵调度者,由该大臣指名严参。这等于又将这三省军政大权都交给曾国藩。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能硬着头皮勇往直前。虽然曾国藩不在与捻军作战第线,但对于北方战局,还是相当解。在透彻地分析形势基础上,曾国藩给朝廷写封奏折,胸有成竹地向朝廷指出:捻军虽获大胜,但黄河此时正在涨水,捻军不可能北渡;且这时李鸿章已派潘鼎新部十营北援,捻军不会威胁京城,朝廷尽可放心。其次,由于捻军都是马队,剿捻队伍必须扩大骑兵。同时,剿捻重点地区应该是以徐州为中心,兼顾四省毗邻十三个府州。所以,完全没有必要由自己来节制直隶、河南、山东三省。
1865年6月18日,曾国藩率领湘军三千人,从金陵北上徐州。这次,似乎从开始,就有不好征兆——曾国藩启程之时,欧阳夫人及女儿也准备离开金陵,打算乘船先到武昌,再转往湖南老家。家人跟着曾国藩起去下关码头,然后分道扬镳。在码头,曾国藩启程之时,水陆诸军照例鸣礼炮相送,不料,仅有两个月大曾国藩外孙女受惊吓,随后竟命呜呼。这件事,让曾国藩很是难过,也百思不得其解。在此之后,航行在长江上曾国藩接到安徽布政使英翰求救信,张宗禹正指挥捻军围攻据守雉河集清军。曾国藩被迫转道,率领人马先进驻临淮关,指挥湘军、淮军与豫军等陆续增援雉河集。捻军见曾国藩来势汹汹,只好撤走。曾国藩继续北上徐州,捻军又打马转道河南。捻军就这样跟曾国藩玩起拿手“捉迷藏”游戏。
真正地与捻军作战,曾国藩不得不面临个新问题,那就是,如何根据对手情况确定自己战略战术,在曾国藩看来,这点至关重要,也即兵法常说“知己知彼”。经过番周密研究,老谋深算曾国藩掌握捻军长处和短处,在曾国藩看来,捻军长处有四点:曰步兵长竿,于枪林弹雨中冒烟冲进;二曰马兵周围包裹,速而且匀;三曰善战而不轻试其锋,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粤匪初起之诀;四曰行走剽疾,时而数日千里,时而旋磨打圈。至于短处,曾国藩同样分析得很清楚:曰全无火器,不善攻坚,只要官吏能守城池,乡民能守堡垒,其即无粮可掳;二曰夜不扎营,散住村庄,若得善偷营者乘夜劫之,胁从者最易逃溃;三曰辎重、妇女、骡驴极多,若善战者与之相持,而别出骑兵袭其辎重,必大受创。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有放矢,制订出套重点设防、以静制动战略,在曾国藩战略思想中,最精锐部队不应该跟着捻军运动,要“以为主”,在摸清捻军活动范围基础上,扼守四个关键地点,即安徽临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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