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他们在中国土地上触犯
法律，只有他们
“领事”才有权“按照他们法律”进行处理，这实际是纵容传教士们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那些
开始对中国国情不解外国传教士很快就学会清国等级制度，他们和清国*员样，也分成若干等级，开始与清国*员们平起平坐。教会中主教官职相当于清国品大员，与总督与巡抚平级；副主教与清国司、道平级；神父和牧师则与清国知府、知县平级。这样，教会实际上也就成另外个z.府，甚至有些人要求中国百姓见外国传教士，同样也要下跪磕头。除此之外，那些先行入教中国地痞流氓，恃洋人为后台，为非作歹，更让人们横眉冷对。有这样大众心理，也难怪那些百姓们会对教会群起而攻之。这些年贵州、广西、山西，都发生很多当地人与洋教士冲突“教案”，在这样群起而攻之过程中，也有些人胡乱泄愤。中国人人多势众，吃亏，当然都是那些洋教士们，在教案中，教士屡屡被杀被打，教堂也被烧毁。曾国藩清楚地知道，民众只要聚集在起，有些事情根本就无法控制。人心当中那些复杂无比情感和动机，又如何能把握住呢？结果，只有天知道。
接到上谕之后，曾国藩好长阵子都在发呆。他清楚地明白，此次去津，完全可能有去无回。对自己这衰病之身，曾国藩倒是无甚留恋；官居品，封侯拜相，也无甚遗憾。他最牵挂就是两个儿子，担心他们今后若不能好好地立身处世，曾氏家族也会有天突然败落。这样事，对于名门望族来说，几乎不可避免，否极泰来，泰极否来，切都太正常不过。曾国藩唯希望是曾家败落时间能稍稍长点。当天晚上，曾国藩又给儿子们写封信，这封信写写停停，直写到鸡鸣之时才完成。总算把该交代都交代，曾国藩感到释怀不少。这封信如既往地饱含曾国藩忧郁和担心：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二，以备不虞。
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余历年奏折，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予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所作古文，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将欲立品，先去求心。忮不去，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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