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前
某天，
在翻阅堆史料时候大吃惊，便急速放下手上其他工作，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很长段时间，查检
本又本书籍，阅读篇又篇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这样个结论：在十九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省份不是们现在可以想象那些地区，而竟是山西。直到二十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码头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许多数字可以引证，本文不作经济史专门阐述，姑且省略吧。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是山西人；每次全国性募捐，捐出银两数最大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家庭和个人，最前面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又是山西人。
按照们往常观念，富裕必然是少数人残酷剥削多数人结果。但事实是，山西商业发达、豪富人家消费，大大提高所在地就业幅度和整体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金融流通过程中获利，并不构成对当地人民剥削。因此与全国相比，当时山西城镇民众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份材料有趣地说明这个问题。八二○年，文化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文中提出个大胆政治建议。他认为自乾隆末年以来，民风腐败，国运堪忧，城市中“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因此建议把这种无业人员大批西迁，再把些人多地少省份如河北、河南、山东、陕西、江西、福建等地民众大规模西迁，使之无产变为有产、无业变为有业。他觉得内地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不考虑（“毋庸议”）西迁，是江浙带，那里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长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六页）
龚自珍这里所指不仅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长山西百姓。
其实，细细回想起来，即便在本人有限见闻中，可以验证山西之富信号也曾屡屡出现，可惜把它们忽略。例如，现在苏州有个规模不小“中国戏曲博物馆”，多次陪外国艺术家去参观，几乎每次都让客人们惊叹不已。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戏台和观剧场所，连贝聿铭这样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原址却是“三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记得当时也曾为此发阵呆，却没有往下细想。
又如，翻阅宋氏三姊妹多种传记，总会读到宋蔼龄到丈夫孔祥熙家乡去描写，于是知道孔祥熙这位国民z.府财政部长也正是从山西太谷县走出来。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写那本传记中说：“蔼龄坐在顶十六个农民抬着轿子里，孔祥熙则骑着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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