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座后，萧伯纳立即打开话匣子：“七月七日发生
事，
知道
。”
“所以，来与您告别。”黄佐临说。
“告别？去哪儿？”萧伯纳很吃惊。
“回国。”黄佐临说。
“回国？”萧伯纳更吃惊，顿顿，他说，“那儿已经是战场，仗会越打越大。你不是将军，也不是士兵，回去干什
？”
正好有
个妇女协会来信，要他为项活动捐款，数字很具体。萧伯纳立即回信，说自己对这项活动无所知，也不感兴趣，因此不捐。
他回信后暗想，随便她们怎骂吧。没想到过几天收到她们感谢信，说她们把他回信拍卖，所得款项大大超过她们当初提出要求。
“还是被她们卷进去。”他耸耸肩。
对于直接找上门来各种人员，仆人都理所当然地阻拦。因此，住宅里才有份安静。
但是，刚才他却听到，电铃响过，有人进门。很快仆人来报：“那个您同意接见中国人黄先生，来。”
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萧伯纳寓所。
再过两个多星期，就是萧伯纳八十岁生日。这些天，预先来祝贺人很多，他有点烦。
早在十二年前获诺贝尔奖时候，他已经在抱怨，奖来晚。他觉得自己奋斗最艰难时候常常找不到帮助，等到自己不想再奋斗，奖却来。
“已经挣扎到对岸，你们才抛过来救生圈。”他说。
黄佐临时无法用英语解释清楚中国文化里个沉重概念：“赴国难”。他只是说：“们中国人
黄先生就是黄佐临，九二五年到英国留学，先读商科，很快就师从萧伯纳学戏剧，创作《东西》和《中国茶》，深受萧伯纳赞赏。黄佐临曾经返回中国，两年前又与夫人起赴英，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究莎士比亚，并在伦敦戏剧学馆学导演，今年应该三十出头吧？这次他急着要见面，对萧伯纳来说有点突然，但他很快猜出原因。
据他经验，这位学生不会特地赶那多路来预祝生日。原因应该与大事有关：《泰晤士报》已有报道，三天前，七月七日，日本正式引发侵华战争。
萧伯纳想，中国、日本打起来，祖国成战场，回不去，黄先生可能会向自己提出要求，介绍份能在英国长期居留工作。当然，是戏剧工作。
萧伯纳边想边走进客厅。他看到，这位年轻中国人，正在细看客厅壁炉上镌刻着段话，他自己语录。
黄佐临听到脚步声后立即回过头来，向老师萧伯纳问好。
可见，那时他，已觉得“对岸”已到，人生终点已近。
但是谁想得到呢，从那时开始，又过十二年，还在庆祝生日，没有点儿要离开世界样子。他喜欢嘲笑自己，觉得自己偷占生命余额时间太长，长得连自己都不好意思。
更可嘲笑是，恰恰是他“偷占生命余额”漫长阶段，最受人尊重。
今天他，似乎德高望重，社会每个角落都以打扰他为荣。他尽量推托，但有些请求却难以拒绝，例如捐款。
他并不吝啬，早已把当时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八万英镑，全数捐给瑞典贫困作家。但他太不喜欢有人在捐款事情上夹带点儿道德要挟。对此，他想有所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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