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
个省
面积还要大，但人口却尚不及东部个县多。(12)
按人口密度划分行政区域思路非常自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需要成本，人多，不仅税收收入多，而且成本能摊薄，实现规模收益。人口稠密地方，在比较小范围内就可以服务足够多人，实现规模收益，因此行政区域面积可以小些；而地广人稀地方，行政区域就该大些。中国历代最重要基层单位是县，而县域划分要依据人口密度，这是早在秦汉时期就定下基本规则之，所谓“民稠则减，稀则旷”（《汉书·百官公卿表》）。随着人口密度增加，行政区域面积应该越变越小，数目则应该越变越多。所以随着古代经济中心和人口从北方转移到南方，行政区划也就慢慢从“北密南稀”变成
“南密北稀”。以江西为例，西汉时辖19县，唐朝变成34县，南宋时更成为粮食主产区，达到68县，清朝进步变成81县。(13)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地理条件。古代交通不便，山川河流也就成行政管理自然边界，历史地理学家称之为“随山川形变”，由唐朝开国后提出：“然天下初定，权置州郡颇多，太宗元年，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新唐书·地理志》）。所谓“十道”，基本沿长江、黄河、秦岭等自然边界划分。唐后期演化为40余方镇，很多也以山川为界，比如江西和湖南就以罗霄山脉为界，延续至今。现今省界中仍有不少自然边界：海南自不必说，山西、陕西以黄河为界，四川、云南、西藏则以长江（金沙江）为界，湖北、重庆以巫山为界，广东、广西则共属岭南。
第三个重要因素是语言文化差异。汉语方言间有差异，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也有差异。若语言不通，政务管理或公共服务可能就需要差异化，成本会因此增加，规模收益降低，从而影响行政区域划分。当然，语言差异和地理差异高度相关。方言之形成，多因山川阻隔而交流有限。世界范围内，国若地形或适耕土地分布变异大，人口分布就比较分散，国内语言变异往往也就更丰富。(14)
国各省间方言不同，影响省界划分。而省内市县之间，口音也常有差异，这影响省内行政区划。浙江以吴语方言复杂多变闻名，而吴语方言分布与省内地市划分高度重合：台州属于吴语台州片，温州属于瓯江片，金华则属于婺州片。同市内，语言文化分布也会影响到区县划分。杭州下辖淳安和建德两县，属于皖南徽文化和徽语区，而其他县及杭州市区，则属于吴语区太湖片。感兴趣读者可以对比行政区划地图与《中国语言地图集》，非常有意思。
理解这些因素，就能理解很多政策和改革。比如，随着经济活动和人口集聚，需要打破现有行政边界，在更大范围内提供无缝对接标准化公共服务，所以就有各种都市圈规划，有些甚至上升到国家战略，比如长三角体化、京津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再比如，地理阻隔不利沟通，但随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行政区划也可以简化，比如撤县设区。此外，理解方言和文化多样性，也就理解推广普通话和共同文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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