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女人呢?对于女人,厌女症是对自身厌恶。怀着自厌恶地活下去,对任何人都是件艰难事。
社会性弱者(socialminority),无论哪类,都承受
样成功”、“要成功地做个女儿(女人)。”无论哪种,在母亲对女儿“别像这样”期待中,既有自牺牲意味,又隐含着“让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就是你”暗暗谴责。
接受这种相互矛盾双重信息女儿,不能不陷入分裂状态。如果说“不开心女儿”是高度成长期产物,那,那代从历史舞台退场之后,继而登场,则是作为母亲代理人为负债而苦恼“自责女儿”们,和“不成器儿子”样,女儿们也被期待具备能够对“母亲幸福”负责能力和状态。但与儿子不同是,女儿们为达成与母亲同化,她们要代理实现母亲缺憾人生,很难逃离这份债务。信田佐与子在《不堪承受母亲之重——守墓女儿哀叹》〔2008〕书中,以丰富事例将女儿们现实状态描写得淋漓尽致。在看来,从“自责女儿”到“自伤女儿”,只有步之遥。
近代社会中女人厌女症
在《成熟与丧失》书中,江藤以小岛信夫小说《拥抱家庭》〔1988〕为素材,写下段让人不安“神谕”:对于小说中主人公妻子时子,“做‘母亲’、做‘女人’,是她厌恶对象”。
江藤将“女性自厌恶”称为“‘近代'给日本女性植入最为深刻情感”,“在某种意义上,女性自厌恶,可以说是所有生活在近代产业社会中女性普遍性情感。”〔江藤,1967,1988:61〕
将厌女症历史性表达得如此明确论述,在别处从未见过。厌女症是有历史,这就意味着,既然有起源,那耐用期就总会有失效时候。
对女主人公时子厌女症,江藤举出个原因,是对丈夫竞争心。时子丈夫当年留下妻子,独自人去美国留学,如今成大学教师。江藤指出这个原因很有道理。在战后男女同校制度之下,考分竞争在原理上没有性别差异,肯定有不少妻子能对丈夫说“学生时代成绩更好”。所以,丈夫越成功,妻子方被剥夺感觉就越强烈。
厌女症通过比较而被强化,将两者相比,也就意味着两者是可以比较,之所以可以比较,是因为双方具有可比公约项。在性别和身份差异被视为不可改变命运来接受世界里,有是“区别”而非“歧视”。只有当“都是样人”这种可以公约“分母”出现之后,“歧视是不应当”心性才会产生。性别歧视本身,并非从前不存在,但“近代”通过“比较”反过来将这种歧视强化。所以,控诉性别歧视女性主义,是作为近代社会直接后果而诞生。也正因为如此,已故女性学先驱驹尺喜美,对“从‘区别’升格为‘歧视’”变化表示欢迎,而不愿看到这种变化人们,则总想把“歧视”拉回到“区别”。
作为自厌恶厌女症
男人厌女症,是对他者歧视和侮辱。因为男人不必担心会成为女人,所以可以放心地将女人他者化并加以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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