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不公平是系统,劳工状况仅仅是其中个方面而已。在他们眼中,存在着无数真实或想象“不公平”:你调控汇率,而他们汇率自由,不公平;你土地国有,可以轻松搞这个那个工业园,他们土地私有产权受到严格保护,很难征用,不公平;你要求人家以“技术换市场”,他们觉得这是知识产权强制转移,不公平;还有行业垄断、金融国有、产业补贴、出口退税、贷款优惠、环保政策……所有这些元素加起来,构成他们眼中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相互竞争,不公平。
所以,特朗普这样民族主义政治家自称,他反对不是自由贸易,而是“不公平”贸易;他目不是关闭国门,而是各国国门打得样开。但真要实现经济民族主义目标,特朗普这样人也没有什办法。为什他特别热爱打关税战呢?因为在所谓“有限z.府”理念下,z.府能动用政策工具很有限:它不能限定汇率、很难盖工业园、很难指定产业补贴、税收和工资方面影响力也很有限……所以看来看去,最方便下手就是关税,而这招恰恰是伤敌千、自损八百,造成双输局面。
当然,这只是部分西方人看法。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这没有什不公平,z.府在经济中保持重大角色,经济保持相当国有成分,本来就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们经济模式,为什定要按你们模式来下棋?“发展型国家”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特色,诸多东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有过这种z.府强势干预倾向。所以,相当程度上,经济水平竞争背后是经济模式竞争,经济模式竞争背后是制度甚至是文明竞争。
全球化中“三难困境”
不管这个争论谁对谁错,它后果是,些西方国家发现,他们本来引以为豪些制度元素,比如自由金融、劳工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反而成竞争负担。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Rodrik)曾经用个词概括西方国家在全球化面前困局,叫作“三难困境”(trilemma)。们都听说过“两难困境”(dilemma),但是罗德里克说,全球化带来个“三难困境”,因为全球化、主权国家和m;主政治很难兼得。
何以如此?根据罗德里克说法,如果想要全球化和主权国家,就很难兼顾民众问责——问责政治捆住z.府手脚,使z.府很难大刀阔斧地行动,营造竞争性投资环境;如果想要主权国家和民众问责,那老百姓可能就会选择关起门来,减少竞争压力,不搞全球化;如果想要全球化和问责制,那就得全球各国起决定税率、工资水平、知识产权政策、汇率政策等,免得资本家到处寻找税收洼地、劳工权利洼地,但是,那样话,就得放弃国家主权。因为哪个都很难放弃,所以就构成个“三难困境”。
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悲观。超级全球化虽然给西方蓝领工人带来些挑战,但也给西方广大消费者带来巨大而真实好处。没有大量“中国制造”,哪有沃尔玛里便宜到感人生活用品?而且,中国崛起,反过来也给西方国家带来巨大市场,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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