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宣称，其宗旨是要将人类最“优秀”基因，也就是所谓雅利安人基因，发扬光大，而“劣等民族”，比如犹太人，则应当从人类基因库中被抹去。阅读纳粹德国史就会知道，他们消灭不仅仅是犹太人，还有
系列配套“生物进步主义”措施，比如，对老弱病残实行安乐死工程，绝育工程，消灭精神病人，消灭吉卜赛人，各种优生学措施，等等。
以前读《纳粹医生》这本书，有个细节印象深刻。作者说，在整个德国纳粹史上，尽管杀人无数，官方文件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杀死”（kill）这个词，永远都是“清除”“驱逐”“净化”乃至“最后方案”等正面或中性词汇。也就是说，纳粹从来避免以屠杀者身份出现，他们试图以“拯救者”面目出现，以“科学理性”面目出现，以“进步推动者”面目出现。用党卫军首领希姆莱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应用生物学而已。”
因此，当时很多普通德国人，正是通过这种“生物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看待纳粹之恶，而通过这个“翻译软件”看到恶，就不再是恶
，是为迎接美好明天进行“大扫除”。艾希曼之所以如此热情洋溢地投入到反犹工作中，也正是因为接受这样种世界观。在20世纪50年代访谈中，他明确表示：“在完全理解《凡尔赛条约》耻辱之前，已经是国家社会主义信奉者。很大程度上，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超级民族主义。”他甚至表示，他是康德信徒，不过，他说，“苏格拉底式智慧，应该臣服于国家法律。”
其实，岂止纳粹主义，几乎所有政治迫害，都会有个将其迫害正当化意识形态话语。穆加贝在津巴布韦推行所谓“快速土改”时，任何反对他人都被视为“新殖m;主义者”。在袭击平民恐怖主义者眼中，他们是捍卫神圣宗教、反抗世界霸权“圣战”战士。在缅甸军方针对罗兴亚人种族清洗中，罗兴亚人则被说成是恐怖主义,bao徒。在卢旺达屠杀中，胡图族将被杀害图西族称为蛀空国家“蟑螂”。当萨达姆针对库尔德平民使用化学武器时，他宣称库尔德人是分裂祖国罪人。之前课们谈到过韩国电影《辩护人》，在电影中，那个安全人员把宋律师打倒在地，并呵斥道：“你知道你们为什
在过着岁月静好生活吗？是因为有这样人。”在所有这些情节中，意识形态成为现实过滤器。复杂现实穿越意识形态抵达每个人头脑，就像阳光穿越大气层抵达人们眼睛时，只剩下美好蓝色。
所以，普通人为什会作恶？因为恐惧，因为利益诱惑，因为观念魔法。个体恶或许乏味，但是集体恶从来并不平庸，它前面往往是权力指挥棒在呼风唤雨，而燃料则是被不容置疑政治话语所点燃激情。也就是说，艾希曼或许并不像阿伦特所说那样“不假思索”，在高压、在利益面前，他始终进行着精密计算，而动听意识形态则给这种计算个合理化外衣。所谓盲目，与其说是个体“不思考”，不如说是系统“反思考”。它不是任何人天生无能，而是制度所施加近视。
因此，面对恶蔓延，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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