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作品都是这种时间实验典型代表,也集中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注:"有关记忆研究综述,请参见钱力成、张翮翾(2015)。当然,记忆与历史有本质区别观点,在记忆研究中不断受到挑战,比如历史学家柏克就曾认为:“历史就是社会记忆。”">
具体来说,所谓“记忆”,更多是种私人性历史建构,是以个体特殊“身份”为中心,以“当下”为出发点进行筛选和重组历史片段。即使是集体记忆,也是从某种当下集体身份出发来不断重新建构,或从某个具有公共性场所或文化标识出发来组织和汇集不同记忆,最终汇入并重构当下社会思想图景。这过程与作为公共书写“历史”并不相同,和前现代“记忆社会”也不尽相同。前现代记忆是没有书写历史作为对照物,只是些记忆遗产不断循环;而当下记忆,却在不断利用历史,按照现时需要改造历史,因而并没有个坚实而不可更改过去作为记忆基础。易言之,记忆并不是历史;而记忆又被当作种历史(比如口述史),或至少是和历史密切联系,有关“记忆历史”(historyofmemory)新学术与文化场域也被开辟出来。另方面,大规模“遗产化”运动也是记忆复兴体两面(Hartog2015,101—191)。
记忆复兴,首先是对当下主义“无纵深循环”反动。记忆用截然不同于此前历史主义或科学主义方式,重新引入历史,使得“过去”又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当下与过去联系度被当下主义阻断,现在又可以通过新方式被想象,并从此出发重建未来部分愿景。这种学术和文化运动背后心理动向之是受困于当下主义中主体焦虑,这种焦虑驱使着人们去重建过去、当下与未来关系。然而吊诡是,“记忆历史”找回过去方式,又是极为当下主义,因为此中过去是重构过去,是过去片段而非全部过去。哪种过去被调用,完全取决于记忆发生主体和场所,仍如聚沙之塔般没有相对稳固时间基础,并很快成为消费社会中随时可供包装售卖商品。在这过程中,历史研究者(包括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角色也发生重大变化。他们已无法以鲍曼意义上“立法者”而存在,但他们在无限循环当下主义中发现自己新位置:协助个体发现和重构记忆,促进集体记忆涌现、建构和记录。概而言之,不管是记忆历史也好、文化遗产也好,这种处理时间方式并没有超出当下主义逻辑,也无法创造新时间结构。更为吊诡是,多元记忆无限生产也许反而会导致遗忘。
美国社会科学不同领域也感受到类似时间危机,试图进行重新处理历史和时间实验。其中相当部分是对于美国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研究策略反动,试图“把历史找回来”;另部分则努力把欧洲新兴理论动向实证化,其中也许并没有太多原创视野与方法。大约在1965年到1990年之间,美国社会科学主要门类几乎都开始重新处理历史问题,经济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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