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其弊病是显而易见
。按照这种选拔标准，地主官僚子弟只要通经，只要有忠孝仁义虚名，不管其有无实际才能，经过察举和征辟，都能做官，反之则无法得到仕进机会。东汉以后，察举制度日趋腐败，所谓仁孝道德更是空有其名，以至在桓帝、灵帝时期出现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引时人语）局面。加之汉末大乱后，士人流散他乡，州郡察举制度也不能再继续推行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抱残守阙，走选拔人才老路，势必陷入走投无路境地。因此，要大量罗致人才，推进事业发展，就必须打破旧传统，抛弃旧标准，另辟
条新路。曹操早在建安八年（203）所下令文中，就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选官准则，驳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议论。在这三个令文中，更反复申述“唯才是举”方针，大胆否定以仁孝为中心用人制度，把反传统精神发挥到极致。
当然，曹操主张“唯才是举”，并不是要同传统彻底决裂，并不是完全不要德行、不要政治。曹操接受是传统儒家思想教育，自己也是在二十岁时被举为孝廉而踏入仕途，对忠孝还是持肯定态度。初平三年（192）曹操任兖州牧后，曾任命东平人毕谌为别驾。后张邈叛变，扣押毕谌母亲、弟弟和妻子儿女。曹操知道后，对毕谌说：“你老母在张邈那边，你可以离开
这里到那边去！”
毕谌赶紧叩头，说自己没有异心，曹操为此大加称赞，还感动得流出眼泪。谁知毕谌离开曹操，就找机会逃走投奔张邈。后来曹操打败吕布，毕谌被活捉，大家都为毕谌担心，以为他肯定活不成，谁知曹操却说：“个孝顺父母人，难道会不忠于君主吗？这正是所要访求人啊！”
不仅不治毕谌罪，还让他去做鲁国相。从这件事不难看出，曹操还是十分欣赏并提倡孝道。像毕谌这样人在曹操阵营中不会是个别。邢颙（字子昂）德行卓著，时人有“德行堂堂邢子昂”赞誉，曹操任命他做广宗长。后因旧主死去，邢颙擅自弃官奔丧，有关部门向曹操举报，曹操却说：“邢颙忠于旧君，有致之节。”不仅不加追究，后来还任命他做司空掾。郑浑高祖父、父亲都是名儒，本人德行突出，曹操听说后，就把他召为掾属。曹操宣布孔融罪行，也是说他不孝。在第三道求贤令中，曹操还把推举“至德之人”放在首位。这些都证明，曹操不是不要德行，不是不要忠孝仁义。在曹操看来，讲究忠孝仁义人对自己也是有好处，他们可以忠于自己，实心实意地为贯彻自己政策和路线服务。只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德才往往不能兼备，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求全责备，只要有才能就可以使用，即使是那些有严重缺点、甚至是“不仁不孝”人也不例外。由于特别强调才能，德行无形中退避到次要地位，成种陪衬，因而显得不那
重要。
曹操“唯才是举”方针，在实践中是得到贯彻执行。大批出身低微、“经”不明“行”不修、甚至曾经反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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