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行不端而才能卓著、立大功人物,其中管仲是再次提及,陈平是第三次提及。其余人,伊挚(即伊尹)、傅说都出身奴隶,但个辅佐商汤灭夏朝,个被商王武丁举用为相。萧何、曹参原来都是县吏,后来辅佐刘邦,都位至丞相。韩信年轻时曾乞食漂母,受胯下之辱,但后来却做刘邦大将。吴起是战国初卫国人,在鲁国时,齐人攻鲁,鲁君想任他为将,但因其妻是齐人,有些猜疑,他便杀妻换取信任,做鲁将,打败齐国。他年轻时,为出外求官,花光家产,被人讥笑,他杀掉讥笑者三十余人,继续外出,临行与其母告别,发誓不位至卿相不还乡,不久母死,果然不归。但他先后辅佐鲁、魏、楚国,历任将相,建立卓著功勋。这些人在历史上都曾声名远播,家喻户晓,举以为例,显得言之凿凿,滔滔雄辩,从而为“举贤勿拘品行”提出有力论据。最后要求部属将那些流落民间而道德高尚人,果敢勇猛能奋不顾身对敌作战人,普通文墨小吏中才高质异堪做将军、郡守人,背着不光彩名声、有着被人讥笑行为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才能人统统推举出来,不得有所遗漏,语气恳切,态度坚决,充分表露出求贤若渴、迫不及待心情。
综观三道求贤令,内容次比次具体、深刻,问题提得次比次尖锐,心情也次比次迫切。其原因,在于曹操年纪越来越大,而吴、蜀力量却越来越强,主观上想尽快完成统大业,客观上完成统大业难度却空前增加,因此对人才需求也就更加迫切。但另方面,经过魏、蜀、吴三方多方搜求,由于战争摧残,人才发现和罗致反不如逐鹿中原时期那容易。这就迫使曹操不得不采用再下令办法,来敦促人事主管部门、乃至所有部属尽力发现人才、举荐人才,特别是发现、举荐那些以前因有这样那样毛病而被弃置不用,或仍然隐身民间未被发现人才。其目在于最大限度地开辟人才资源,以满足对于人才不断扩大需求。
三道求贤令核心都是“唯才是举”,即不管其德行如何,只要有才能就律加以任用,这在当时是具有反传统意义。两汉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统治,极力提倡封建礼教,形成套以忠孝仁义为主要内容道德观,而且把这定为选用官吏重要标准。汉代不少皇帝下诏举士,都非常重视仁孝。如宣帝强调“孝弟有行义”,哀帝强调“孝弟淳厚”,章帝强调“孝行为首”,桓帝强调“至孝笃行”,没有个讲“唯才是举”,更没有讲“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人也要“勿有所遣”。选拔人才地方推举,评论人物清议,也都以“经明行修”,即熟悉儒家经典,道德行为、生活作风没有毛病作为考察重点,并设有察举孝廉和举贤良方正科目,作为儒生仕进阶梯。这种选拔制度在黄巾起义前直严格地推行着,延熹八年(165),即曹操十岁这年,桓帝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次年又诏公卿、校尉、郡国举至孝,第三年又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可见统治者对具有所谓德行人才是十分重视。
选拔人才只重视所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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