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定要目睹苦难才能对其感同身受。在疾病中,失去始终是至高无上知识来源。在另部关于乳房切除术著名文学记载,奥德丽·洛德《癌症日记》中,洛德如此描述自己经历:从麻醉中醒来她,身体已被彻底改变,脏器被切割活检,心中因此充满恐惧——出于亲身经历必然,个人在全身投入于“失去”同时,势必也翔实地目睹这种全身投入是多无法实现。人拥有身体,也就意味着人无法自始至终、毫无遗漏地看到自己身体遭遇。
对伯尼而言,即使紧闭双眼,她仍旧昏厥两次,倘若亲眼观察自己身体遭遇,定是惨不忍睹。为保存觉知,她彻底放弃观察。因此她笔下经历超越任何肉眼所能提供证词,
尚未恢复,却没能成功。告诉她,术后疼痛并没有得到控制,还没来得及上厕所,也没有获得任何医嘱,无法站立,更别提出院。而手术中心依然强迫出院,便离开。
你当然无法在刚接受过乳房切除术当天就自己开车回家。你疼得低声啜泣,无法使用双臂,身上挂着四个引流袋,麻醉药效让你昏昏沉沉,几乎无法行走。照理说你到家以后也需要有人陪同。但是,旦你被赶出手术中心,便没人真在乎你将如何应付接下来切,是否有人照顾你,这些人为照顾你又要做出哪些额外牺牲,需要得到哪些支持。
如此看来,即便控制年龄、种族和收入变量,单身女性乳腺癌患者死亡率仍是已婚女性患者两倍,这数据恐怕也不足为奇。如果你在单身同时还很贫困,死亡率会变得更高。
所有人都明白既定事实是,除非你此刻身处段被世俗认可亲密关系中,或者你活得够长久、养育出孝顺成年子女,或者你足够年轻、仍能得到父母关照——否则在高侵袭性癌症和高侵略性利润面前,你很难被视为个值得活下去人。
在麻醉剂尚不存在1811年9月,范妮·伯尼为移除前年8月在胸中发现肿块,于巴黎家中接受乳房切除术。手术前医生告诉她:“你要知道这会很疼,不想骗你——你会受苦——会受‘很多’苦!”
你,医生告诉她,会受很多苦。
伯尼如此描述她肿瘤:“感到这祸害扎根极深,以至于常想,如果它无法自己化解,那只能与它同归于尽。”在死于癌症长期疼痛与死于癌症治疗短期疼痛之间反复掂量之后,伯尼将自己交给更乐观那种痛苦——她选择将肿瘤切除。
七位身穿黑袍医生相继抵达。伯尼钻进临时搭建手术床,用块薄纱蒙住双眼。主治医生问:“会谁能帮捧住这只乳房?”伯尼答道:“医生,可以。”她扯开薄纱,亲手捧起自己乳房,以便医生边切除它,边细细向她阐明它内部灼烧疼痛网络。
见此情景,医生默默为伯尼重新盖好薄纱,将她手放回她身旁。“毫无希望吧,”她后来写道,“就这样绝望又自,bao自弃。再次合上双眼,全然放弃观察,放弃反抗,放弃干涉,悲壮地决定就此任由自己被摆布。”
伯尼如此形容手术过程中她双眼:“它们感觉像是被密封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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