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甫、申耆,虽体势有殊,论则大同。”在《自订年谱》中,章太炎也自言在诂经精舍期间曾向“谭仲仪先生问文辞法度”。除辞章之学,谭献推崇颜元与章学诚,这或许也对章太炎有所影响,因为章太炎后来在提倡“新史学”时就改造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论,而他认为颜元谨守礼教、重视实践,堪称荀子之后又位大儒。
在诂经精舍学习期间,章太炎撰写大量治学札记,比如著名《膏兰室札记》和《春秋左传读》。前者是他研究先秦典籍(还包括些后代史书)笔记汇编,后者收录他在诂经精舍时期钻研《左传》笔记。关于清儒重视治学札记原因,梁启超有过颇为精当分析:
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盖清学祖顾炎武,而炎武精神传于后者在其《日知录》……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然清儒最戒轻率著书,非得有极满意之资料,不肯泐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在预备资料中者。又当时第流学者所著书,恒不欲有字余于己所心得之外。著专书或专篇,其范围必较广泛,则不免于所心得外摭拾冗词以相凑附,此非诸师所乐,故宁以札记体存之而已……训诂学之模范名著,共推王引之《经传释词》,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苟察其内容,即可知其实先有数千条之札记,后乃组织而成书。又不惟专书为然耳,即在札记本身中,其精到者,亦必先之以初稿之札记,例如钱大昕发明古书轻唇音,试读《十驾斋养新录》本条,即知其必先有百数十条之初稿札记,乃能产出。
就此而言,从勤于写札记这点来看,章太炎在研究方法上充分继承乾嘉汉学传统。
从内容上看,《膏兰室札记》主要以考订字义为主,兼及研究古代制度、评价历代史事与学风。从这些札记所涉及内容上看,除《诗经》《礼记》《周礼》《仪礼》等儒家典籍,还有先秦诸子著作,这为章太炎后来重新阐释诸子各派思想、形成许多前人所未发观点奠定扎实基础。
此外,1896年章太炎致信俞樾:“举世皆谈西学者,无阮仪征、魏邵阳之识,吾道孤矣。漆室悲时,端忧多暇,复取周秦诸子,笼罩西书,除张力臣《瀛海篇》所疏,又得二十许条,匏瓜徒悬,无裨宙合,聊以张汉赤帜,亦俟秋日呈之。”正如其言,在收录在《膏兰室札记》卷三札记里,章太炎经常援引些西学著作来作为考订旧籍参考。虽然在研究方法上,这些内容也正如他所提及张力臣《瀛海篇》那样,经常简单地将中国古书里内容比附西学,以此彰显所谓西学中源,但可见他当时已经有意识地去阅读西学著作,使自己知识范围不再局限于中国经史典籍。对此,姜义华老师统计:“手稿(《膏兰室札记》稿本)最后册,有三四十条之多,引用赫士《天文揭要》、雷侠尔《地学浅释》、韦廉臣《格物探原》等书,借助于它们所介绍进来天体运动学说、星球演化学说、生物进化学说、分子原子与物质结构学说、光运动学说、化合与分解学说、地层与考古学说等,否定上帝存在,否定冥冥在上天存在,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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