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因苏报案而入狱
章太炎在狱中写下这样
段话：
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繄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阙（缺）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怀未得遂，累于仇国，惟金火相革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可见，章太炎虽然已立志走g,m之路，但依然没有减弱对中国传统学术热爱，他认为他使命之就是通过新阐释与研究，使中国传统重焕生命力。因此，1906年到日本后，他除
致力于宣传g,m思想，还将很大部分精力用于阐释中国传统。甚至可以说，在他那里，相较于时间政治成败，将中国传统精华发扬光大，使人们在近代西学冲击下不忘本国文化根底，更是件关乎国本大事。
正如本书前面内容提到，早在青年时期，章太炎就慨然有著述之志，希望继承清代汉学传统，对经学展开细致研究。但是，他在1906年以后关于中国传统论述较之先前最大不同就是不再将近代西学作为衡量、解释、评判中国传统唯标准，而是力图从中国历史自身脉络出发审视中国传统利与弊，进而形成种思考中国传统内部视角，并将其作为种思想资源来审视当下与域外。
要想理解章太炎这思想特色，有必要先回顾下近代西学在中国被接受方式。近代西学传入中国，首先是因洋务运动致使大量格致之学进入中国人视野，然后法律、政治、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接踵而来。正像毛**说：“那时，求进步中国人，只要是西方新道理，什
书也看。”有识之士普遍相信“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梁启超记载其师康有为接受西学经历时谈道：“其时西学初输入中国，举国学者，莫或过问，先生僻处乡邑，亦未获从事也。及道香港、上海，见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属地如此，本国之更进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本原，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彼时所译者，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否则耶稣经典论疏耳，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而先生以其天禀学识，别有会悟，能举以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境界。”
康有为例子在近代绝非个案，而是许多19世纪末未曾踏出国门中国士人接受西学时普遍现象。梁启超回忆自己在戊戌变法前后与夏曾佑等人聚谈西学情形，他们觉得“中国自汉以后学问全要不得，外来学问都是好”。“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话，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
们主观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奇怪而幼稚理想。们所标榜‘新学’，就是这三种原素混合构成。”他们身上体现是尚未明确意识到西方各个不同学科之间区别，特别是经常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混为谈。由于在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知识体系里，自然万象原理放之四海皆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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