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意义。在与《非黄》发表于同年《释戴》文里,他认为明清两代将程朱理学奉为官学,皇帝在斥责大臣时不再常拿朝廷律令来说事,而多以理学思想为利器,动辄斥责大臣不遵守天理,使自己成为道德判官,将后者置于道德审判台前。由于理学话语具有高度主观性,这就让皇帝能够随时凭自己好恶来控制大臣,使后者长期处于战战兢兢、动辄得咎状态。流风所及,清代雍正皇帝很少以法律条文责人,而喜用理学话语呵斥臣民,将被呵斥者贬为违背圣人之道败类,使之备受精神压力。
章太炎指出,戴震生于民间,“知民生隐曲”,有感于此,撰写《原善》与《孟子字义疏证》,其中主旨就是“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将皇帝运用理学话语进行政治与社会控制手段揭示出来,拆穿清帝表彰程朱理学真实意图,同情那些匍匐于理学话语下生民,这在清代压抑沉闷政治氛围里堪称空谷足音。当然,章太炎还强调戴震以欲为理之论,“固政之言,非饬身之典”,是要在政治生活中承认人合理欲求,然而从修身角度来看,此论却容易流于极端,使人在追求欲望名义下忽视道德修养。
1910年,《学林》杂志在日本发行。章太炎不少论学之作,如《秦政记》《释戴》《非黄》等皆刊于此。这份刊物除偶见章太炎弟子黄侃诗文,其余皆为章太炎本人之作。它发行人在该刊发刊词中这样评价章太炎学术:
余杭章先生以命世之材,旅居不毛,赫然振董,思所以延进后生,求二俶傥(倜傥)者与之通道。谓前世学术,始或腐蚀不修,终以沦灭者有之矣,未有贤儒更出,婪然周汉而中道剥丧如今日者。其咎不专在趣新。徒以今文诸师,背实征,任臆说,舍人事,求鬼神,己先冒赣,守文者或专寻琐细,大义不举,不能与妄者角。重以玄言久替,满而不盅,则自谕适志者寡。学术既隐,款识声律之士,代匮以居上第。至乃钩援岛客,趣以干誉,其言非碎,则浮文也。浮使人惑,碎使人厌,欲国学不亡无由。今之所急,在使人知凡要。凡要远矣,不在九能目录中。盖无尺蠖之诎者,无独伸之功;无龙蛇之蛰者,无跃见之用。博而约之,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以是牖民,如璋如圭然。先生所为书,既章章有条牒矣。同人复请著《学林》,尽其广博,以诒逖近,先生则诺。
这段话要言不烦,可以说是对章太炎那时期学术研究极好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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