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训诂而后，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术有不得同者。故贾马不能理诸子，而郭象、张湛不能治经。若王、俞两先生，则暂为初步而已耳。”在他看来，治经与治史相似，就是以客观
眼光去寻求古书所载之真相，考索本意，钩沉史事，不需要横加议论于其间。治诸子则不然，不能只是停留在文本校勘初级阶段，而是要从阐释角度去明晰子书体例，进而分析其学说。
章太炎回复显然不能让胡适感到信服。他又致信章士钊：“太炎先生论治经与治子之别，谓经多陈事实，而诸子多明义理，这不是绝对区别。太炎先生自注中亦以明之。其实经中明义理者，何止《周易》
部？而诸子所明义理，亦何非史家所谓事实？盖某学派持何种义理，此正是种极重要事实。”本此认识，胡适强调：“至于治古书之法，无论治经治子，要皆当以校勘训诂之法为初步。校勘已审，然后本子可读；本子可读，然后训诂可明；训诂明，然后义理可定。但做校勘训诂功夫，而不求义理学说之贯通，此太炎先生所以讥王、俞诸先生‘暂为初步而已’。然义理不根据于校勘训诂，亦正宋、明治经之儒所以见讥于清代经师。两者之失正同。而严格言之，则欲求训诂之惬意，必先有点义理上
解。否则字或训数义，将何所择耶……故凡‘暂为初步而已’者，其人必皆略具第二步程度，然后可为初步而有成。今之谈墨学者，大抵皆菲薄初步而不为。以是言之，王俞诸先生之暂为初步，其谨慎真不可及。”
胡适之所以这样积极地与章太炎辩论，是因为他对自己墨学研究自视甚高。1915年，他致信异国女友韦莲司：“
工作使觉得很快慰。最近主要研究是《墨子名学》。发现比预期多得多。”可见他对于《墨子》当中涉及哲学论辩方面早有关注。在编选《胡适文存》时，他将《〈墨子·小取〉篇新诂》置于“卷二”。在序例中他特意说明：“卷二与卷三，带点讲学性质文章。这几年做讲学文章，范围好像很杂乱——从《墨子·小取》篇到《红楼梦》——目却很简单。唯目是注重学问思想方法。故这些文章讲是实验主义，是考证小说，是研究个字文法，都可以说是方法论文章。”因此，当章太炎批评胡适墨学研究犯方法论上错误时，胡适自然无法容忍，因为这关系到他能否将自己研究成果装扮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典范，进而在学界树立领袖地位。如果这次不正面回应章太炎，那
岂不证明章太炎才是学界真正执牛耳者。而胡适之所以要在回应章太炎之时扯上清代汉学，也是因为如何评价清代汉学，谁来主导对清代汉学评价，是个关乎学术话语权大问题。胡适此意很明显，虽然章太炎师从俞樾，看上去与清代汉学关系更紧密，但真正能挖掘清代汉学遗产，还得靠胡适这样受过美国科学方法熏陶归国留学生。
面对胡适等人在学术界越来越大影响力，章太炎弟子汪东建议他创办份刊物来回应新思潮。1923年9月，由章太炎任社长，汪东任编辑《华国月刊》在上海创刊。第二年8月，章太炎在上面发表《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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