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决定要撰文响应。他以“Q·V”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强调周作人
担忧过于悲观，复古与国粹乃过去情形，在今日已无市场，更非未来趋势。时代潮流，不可遏止。所以“章太炎先生讲学，更是近来
件好事……太炎先生当日在日本讲学历史，仲密君是知道。东京当日听讲弟子里，固然有黄季刚以及已故康心孚先生，但内中不也是有沈兼士马幼渔朱逖先诸君吗？仲密君又提及上海因太炎先生讲学而发生言论，但以
所知，上海报界此次发生言论并不表现何等盲目复古论调。太炎先生有次在讲演里略批评白话诗与白话文，次日即有邵力子与曹聚仁两君驳论；曹君即是为太炎先生讲演作笔记人，这不更是可以打消们疑虑吗？”最后胡适呼吁：“文学g,m健儿们，努力前进！文学g,m若禁不起个或十个百个章太炎讲学，那还成个g,m军吗？”可见，胡适认为章太炎讲国学是“好事”，并不是认同他讲内容，而是希望章太炎观点会引起“反动”，从听者中出现更多与自己立场致人。值得注意是，胡适字里行间呈现出种思想g,m胜利者姿态，仿佛他已掌握时代动脉。大江东去，不可逆转，章太炎讲学宛如旧派人物垂死挣扎，最终逃不出“流水落花春去也”命运。联想到胡适几年前还在参考章太炎著作来写博士论文，这样变化着实值得玩味。
胡适等人之所以要这样批评章太炎，与其说是因为章太炎观点多
守旧，不如说是章太炎影响力依然很大。不把他批倒批臭，胡适等人就很难真正在学术界获得领袖位置。如果说1922年国学演讲只是章太炎与胡适之间“隔空喊话”，那1923年墨学论争，则是胡适直接挑战章太炎学术观点。1923年，章士钊在《新闻报》上发表文章评价当时学界对于墨子研究，他认为胡适研究有不足之处，章太炎观点才堪称“精审”。章士钊这篇文章刊出不久，章太炎给他写信，说胡适研究墨子犯
不知研究经学与研究诸子学区别之弊。
章太炎此信引起胡适激烈反应。他致信章士钊：“太炎先生说‘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是浅学人，实在不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何异点。只晓得经与子同为古书，治之之法只有途，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方法，以求本子订正与古义考定，此意在高邮、王氏父子及俞曲园、孙仲容诸老辈书中，都很明白。试问《读书杂志》与《经义述闻》，《群经平议》与《诸子平议》，在治学方法上，有什不同？”并且他还强调：“这点是治学方法上根本不同，故不敢轻易放过”，因此特意嘱咐章士钊遇见章太炎时“千万代为问。”
面对胡适追问，章太炎向章士钊就治子与治经之间差异详加说明。胡适再强调子书与经书同为古书，因此需要以校勘学和训诂学方法治之。而章太炎则认为：“校勘训诂，以治经治诸子，特最初门径然也。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此就大略言之，经中《周易》亦明义理，诸子中管、荀亦陈事实，然诸子专言事实，不及义理者绝少）。治此二部书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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