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世以来之所以呈现衰微之象,祸首不在文化与民间,而在庙堂之上。他反复申说《儒行》要义,就是向肉食者流与有心从政知识阶层喊话,希望他们能够养成超脱流俗、介不取、勇于任事之风,承担起救亡图存重任。所以他强调:“欲求国势之强,民气之尊,非提倡《儒行》不可。”
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孝道受到严厉批评。从批判不合理家庭制度角度而言,这样言说有其正面意义。但流于极端,则弊病生焉,些趋新之人行为放荡、不顾伦常、品性凉薄。章太炎指出:“今则贼民之兴,莠言之作,所以败人纪毁国俗者,无不自太学造端。”并质疑“今学校之教,纵不能率以德行,经其可废邪?不能遍六经,《论语》《孝经》其可废邪”。因此,章太炎对于《孝经》诠释,主要是将重建家庭伦理与培养爱国思想相结合,从对家庭责任感引申出对国家责任感。他认为:
孝者人之天性,天性如此,即尽力压制,亦不能使其灭绝……今人奢言社会、国家,耻言家庭,因之言反对“孝”。然《孝经》包含之意甚广,所谓“战陈无勇非孝也”,明明直斥辈见敌不抵抗不为国家效命之徒为不孝。孝之字,所言甚广,岂于社会、国家有碍。且家庭如能打破,人类亲亲之义,相敬相爱之道,泯灭无遗,则社会中之切组织,势必停顿,社会何在?国家何在?亦不问而可知已。
在他看来,孝为人之天性,基于孝道组成家庭,实为切社会组织基础。以此为起点,爱社会、爱国家之念方能真切而牢固,以免流于空洞。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日子里,自然需要激起民众爱国之心。然“试问如何爱国?爱国之人民耳。爱国之念,必由爱父母兄弟而起,父母兄弟不能爱,何能爱国之人民哉!由此可知孝弟为仁之本,语非虚作”。相似地,章太炎之所以于古礼之中独重《丧服》,主要由于《丧服》中所言者多为家族内部丧葬及追悼仪式,从中可以显示出家族长幼亲疏之序。章太炎提倡《孝经》,而《丧服》则是将《孝经》中所言抽象理论用具体规范与仪式表现出来。
值得注意是,在章太炎反复宣扬读经之重要性时候,国民党也在运用其意识形态宣传机器鼓吹儒学与读经。蒋介石本人亲自登场,在不同场合演讲儒家思想,并命令幕僚摘取儒家学说中只言片语,发明套“力行哲学”。国民党特务组织,比如复兴社,在鼓吹旨在维护蒋介石统治法西斯主义时,也不忘将中国传统因素注入其中。为抵御左翼文化,国民党大力推动“新生活运动”,其要义之就是借着提倡礼义廉耻、四维八德来让民众服从国民党政权统治。南京国民z.府成立后,在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以及其他地方实力派斗法中,很少能看到礼义廉耻,而是充斥着尔虞诈与利益交换。很明显,这与章太炎相关主张截然相反。在章太炎那里,提倡读经并非为替国民党政权寻找统治合法性,反而是建立在判定后者不能领导中国抵御愈发深重民族危机之上。由于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信心,章太炎才希望借助古人民间讲学形式,通过读经唤起人们道德感与爱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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