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路不同，方向亦异。中国学问，无不以人事为根本。”“中国开物成务诸圣哲，伏羲、神农，畜牧耕种，事事皆有，然均以人事为根本，不遑精研微末。人事以修己治人为要，故《大学》之教，重是二项。”具体言之，“《大学》所言治国平天下，均为亲民之道”。其内容包括“好恶与人同”“不忌贤才”“不专务财用”。全篇并无玄虚难解之语，皆为平实易行之论。
章太炎提倡《大学》，除
学理层面
思考，更有明显现实指向。在孙中山晚年政治主张中，为彰显中国文化优越性，遂认为《大学》是古今中外“最系统政治哲学”。《大学》里“精微开展理论，无论外国什
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后来戴季陶为对抗**主义理论，有意将孙中山三m;主义往中国传统上面靠，认为孙中山继承儒家“道统”，三m;主义是中国正统思想，国民g,m性质是那些领悟三m;主义“先知先觉”去拯救“后知后觉”。而在章太炎看来，孙中山对《大学》解读让人费解，戴季陶则言行不
，自己尚不能实践《大学》之道，遑论其他。出于对国民党军政要员反感，章太炎指出：“今日军政首领，于才之高于己者，必挤去以为快，即下位之有才者，亦不能使之安于其位。《大学》之语虽平常，而今人不能及如此！他如‘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大学》所言，尤是为国家务财用，非藉此（借此）敛财自肥者可比。王安石之流，犹不出此！而今之人，假国家之名，行贪婪之实，又出《大学》所讥下矣。”就此而言，《大学》不但适合青年学子读，更适合国民党军政大员与地方官僚奉为准则，时常检讨自己行为。
关于《儒行》，早在1928年，章太炎在与同样提倡读经桐城派后劲马其昶信中就说：“《戴记·儒行》篇，昔与《大学》并重，所谓不尽中行。大抵狂狷之才，斐然成章者也。后代儒者，视为豪气不除，或有所訾议矣。不知豪气之与善柔，相为屈伸，豪气除则善柔自至，欲其振起，岂可得邪？自鲁连以逮汉之王烈、田畴，于十五儒者，财得端。今视之，即邈乎不可及。宋、明诸贤行谊比于东汉，犹未也。二程尝谓子路亦是百世师，后儒视此，反漠如焉。故鄙意《儒行》篇，特宜甄表。”
自清末起，章太炎就表彰儒侠之道。因此，他基本是在儒侠脉络里来阐释《儒行》。他指出：“《儒行》所说十五儒，大抵艰苦卓绝，奋厉慷慨。”“《儒行》讲解明白，养成惯习，六国任侠之风，两汉高尚之行，不难见之于今，转弱为强，当可立致。”可见，在他看来，《儒行》中对于儒者描述，包含着刚毅英勇、独立不屈任侠精神。而这种精神是当下不少政学精英颇为缺乏，故应大力提倡。往远说，辛亥g,m以后中国政坛混乱不堪，在不良风气影响下，参与政治活动人多半寡廉鲜耻，常因私欲而罔顾公义，彼此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导致是非不明，毁誉无常。在此情形下，更需要“人人敦任侠之行，庶几朋友团体，均可保全”。因此，“吾人鉴于今日之情况，更觉《儒行》之言为有味矣”。章太炎向来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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