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
《平准书》里这段,从经济、民生角度,综述汉武帝时代历次战争。
平定瓯越、闽越、南越战争,获胜似乎非常轻松,但付出代价,并不像看起来那微小。在越人土地上怎样管理越人?这是当年楚国,后来秦始皇都没有能够解决问题,朝廷要派官吏和军队来进行管理话,派多需要天量财政拨款,派少则根本无法贯彻落实朝廷意志,最终反而只能被当地人同化。
最后汉武帝想个釜底抽薪办法,把瓯越、闽越人全部迁徙到江淮之间去。从此,从浙
球上人类历史里,几乎就从未出现过。
相反,赌却是人类天性中部分,只要需要,总会有足够多赌徒。理性告诉你,不要去做那些成功概率极低事;赌性却告诉你,还是要放手搏。
和平安乐岁月里,赌只会制造不幸;但历史某些关键突破口,也许只有赌赌才有希望。这也就是司马相如对汉武帝说:“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人类进化亿万年历史中,对赌爱好始终保存在天性之中,大约也正是为此。
汉武帝扩张时代最引人瞩目地方,恰恰就在于,这个过程里可见不仅是帝王对皇权无远弗届追求,实际上参与其中者万里觅封侯热望时时更为耀眼。朝廷意志和冒险者欲望,难分彼此。
毋宁说,他们意志之刚强果决,才智之高明卓异,作风之豪迈放恣,手腕之灵活残忍……都非常类似千几百年以后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向西走而到东方,你不能说是哥伦布和伊莎贝拉女王哪个愿望更强烈些。这种气质直延续到汉昭帝、汉宣帝时代,类似傅介子、陈汤这样人物,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或埃尔南•科尔特斯。
这和中国后来盛世些大规模行动却形成鲜明对照。比如说郑和下西洋,没有前往陌生海域,没有开辟新航路,而是对之前已有航海经验做伟大总结,所以整个行动显得更有规划更有条理。但更重要是,规模巨大舰队出海似乎只是永乐皇帝个人意志,其余人包括郑和在内,都只是执行者而已。当然,同时代普通中国人也在积极往南海活动,然而这些行为和官方几乎没有互动。朝廷与民间向海洋探索欲望,属于互不相干两个世界。
汉武帝时代这种上下贯通探索边境绝域热情,在中国古代史上竟似乎成绝响。但作为个普通人,又很容易对司马迁话有共鸣。
汉武帝时代这些狂热冒险者,他们追求成功梦想,摧毁汉代普通人生活。
陆路远征,各种物资运输成本,比海上要高出许多倍。更不用说,汉武帝时代战争,是东穷燕齐、南极吴楚全国总动员。系列行动就如同只只吞金巨兽。汉兴七十余年,什“京师之钱累百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几乎转瞬间化为乌有。
司马迁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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