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懋学是言官出身，笔法厉害，为
替程任卿正名，狠狠地批评
通朝廷对徽州丝绢案
处理意见，先后列举五不堪、五不通、四诬捏、四不协，如同檄文般。
言外之意，整个徽州之乱，张居正得负首要领导责任，是他强行偏袒歙县，强令户部、应天两院改税，五县人民，尤其是婺源人民被迫反击，是有大义名分在，不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民变”。
余懋学讲这个故事，
觉得真实性有待商榷。从推广条鞭法角度出发，张居正确实对徽州之乱施加过定影响力，但若说整件事情就为针对个回家待业前言官，未免太过阴谋论。最多是张居正搂草打兔子，顺便而为罢。
徽州之乱，究其过程，跟余懋学本人真没什
关系，他单纯是想多。
有趣是，别看余懋学对徽州丝绢案有诸多批评之词，却只字不提翻案之事。不光不提，他在文章最后不忘补上句：“乃若丝绢均平，处分久定，臣不敢复置喙，以滋纷扰。”
，在事件期间，张居正给应天巡抚胡执礼写封密信，指名说婺源大乱根源，在于前南京尚宝司卿汪文辉和余懋学；同时张居正还指使都御史王篆，写封信给应天巡按郑国仕，说余懋学和另外个叫洪垣婺源乡宦是主谋，定得严惩。
甚至连殷正茂，都亲自给徽州知府写信，暗示余懋学和,bao乱关系。
种种压力之下，各级官府不得不积极行动起来，开始大张旗鼓地抓捕当地豪强。可命令传到徽州府这级，态度陡然消极下去——这完全可以理解，朝廷与基层之间隔着道乡绅，要实施有效统治，不争取到他们合作是不行。
徽州府若是傻乎乎地听从上级指示，使劲打击当地豪右，那会得罪大片人，以后管起来就更难。所以徽州府给朝廷回封公文，叫《本府回无豪右申文》，不用看内容，光看标题就知道：“本府不存在豪右，自然也就谈不上抓捕。”
胡执礼和郑国仕本来也只是迫于张居正压力，才发牌捕拿。现在徽州府否认，加上余懋学在北京几个朋友王锡爵、陆光祖、李世达等人也写信过来劝其守正，抚、按两院乐得顺水推舟，改口说既然不是豪右作乱，那定是生员闹事，改抓他们吧。
什意思？现在丝绢案已经过去，也不好多说什，免得再生变乱。
余懋学心里很清楚，徽州“人丁丝绢”税惹出那
然后，这才有抓捕程任卿等人动作。
在给这些人议罪之时，张居正因为找不到余懋学罪碴儿，心里很不爽，又听说余懋学跟程任卿关系不错，便特意指示刑部要严办。结果原本给程任卿判是充军，被张居正这插手，最后变成斩监候。
这些八卦，余懋学本来是不知道。他后来起复，重回官场。李世达和郑国仕给他出示张居正和王篆亲笔信，他才知道当年自己处于多危险境地，自称当时吓得“毛发犹为悚然”。
至于程任卿被判死刑，余懋学认为不过是代他受过罢。
余懋学这次上疏，希望能够申请豁免程任卿死罪，改判充军流放。他还特意提及，当时户部尚书殷正茂致仕以后，隐居歙县，也直为释放程任卿而奔走，说明他内心有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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