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嘉靖十年,鄞县县令黄仁山和奉化县令陈镐,都曾经下决心在治下整顿黄册,严惩县中舞弊书手、算手等,结果“二令竟不能终黄册之事以去,而民之*且复故矣”。
甚至连海瑞这样人,面对这道坚壁都无可奈何。
他在出任应天巡抚时候,深知黄册已经破败不堪,决心另起炉灶,以田亩数来决定赋役比例。闲居松江徐阶赶紧写封《与抚按论均粮书》,义正词严地质问海瑞:“圣祖疆理宇内,第其赋税,以为黄册,藏诸天府,有司十岁修而上之,成宪旧章,灿然有也。而忽焉,而灭焉,可乎?”
徐阁老在朝那多年,不可能不知道黄册弊情有多严重。不过为松江家里几万亩良田,甘草相公也只好抬出祖制来挡挡面皮。
反倒是徐阁老好学生张居正,有心拨乱反正,要给大明好好地动次手术。
常,丁之消长不。只凭籍册,漫定科差。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闲人户亦令出银。故里之中,甲无户之闲,十年之内,人无岁之息。”
这个“十年之内,人无岁之息”,就是赋役不公平直接恶果。虽然此份奏疏是成化年,但随着时间推移,每况愈下。
杨芳在《赋役》里无限怀念洪武皇帝时代,说当年老百姓“年在官,九年在家,故其赋易供,而其民常逸”。可现在呢?各地官衙不时征派,今天正编,明天加编,巧立各种名目。他掰着指头数数,有纲银、办银、库字、夫甲、廪保、夫役、驿传、兵役、饷费等等,随随便便就举出十几种名目。
在这种疯狂掠夺转嫁之下,老百姓只剩下疲于奔命绝望,大明流民问题愈演愈烈,根源正在这里。
所以说,后湖黄册库混乱状况,并不仅仅意味着黄册制度出问题。它只是座冰山露出水面角,是大明身染重疾标志之。
他所倡导条鞭法,有个特别重要变化:将徭役分摊方式,从按户改成按丁数和按田亩数。
咱们再把王叙家拎出来说说。
比如王叙家里有三个壮丁,五亩地;隔壁赵二家有九个壮丁,百亩地。按照原来规矩,每户得出两个壮丁去应徭役。赵二家势力大,买通小吏篡改黄册,硬是让王叙家出三个壮丁自家只出个。最后王叙家破人亡,赵二家优哉游哉。
但现在张阁老说,以后徭役不按户数算,按丁数算。每三个壮丁,出个人应役。如果家里田地超过五十亩,每二十亩还得多出个壮丁。
按照这个算法,王叙家只需要派人应役,赵二家却必须出五个
黄册制度濒临崩溃,意味着病灶已遍布整个社会腠理。
偏偏在这些病灶上,还攀附着无数吸血肥大虫子。病灶越大,它们吸纳得越多,形成张从上到下、错综复杂利益网,阻碍血液循环,干扰营养吸收,并让各个器官缓慢衰竭。大明到中晚期,频频出现半身不遂迹象,资源调动不顺,对地方基层控制力空前虚弱,都是拜其所赐。
乃至当时有歌谣流传:“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钝口夺于佞词,人民轻于酷吏。”
到这会儿,大明已经隐然有亡国之相。
更有甚者,任何摘除病灶企图,都会无疾而终,甚至被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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