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封君领地，权兼将相，达到
人臣功业
极致。人生若此，夫复何求？他油然想到
个古老问题，大功之后如何走完后半生？孔夫子将人生划分五重境界，“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越矩”。自己已经四十有二，功成名就，声威赫赫，可是做到“不惑”
？历来功业名臣，面前都有共同困惑，是继续走完权臣功业道路？还是急流勇退全身自保？前者是条充满荆棘危机四伏道路，它艰难与危险，甚至远远胜过建功立业时期。功高自危，这是无数功臣鲜血铸下古老法则。远有文仲、范蠡，近有田忌、孙膑，都活生生证明这条古老法则。同是大功臣，文仲不听范蠡劝告，坚持在国辅政而被杀害；范蠡断然辞官，隐退江湖而逍遥终生；田忌不听孙膑劝告而受到陷害，被迫逃离齐国；孙膑却隐退山林撰写兵书，明智避免最危险功臣末路。商鞅对这些兴亡荣辱典故再熟悉不过，他在班师咸阳归路上，就已经开始想这件事。
商鞅选择功成身退。
他要办事太多，首先是对白雪愧疚折磨得他良心无法安宁，他要用后半生激情去安抚补偿那颗流血心。其次，他要静心总结自己变法心得，撰写部超过李悝《法经》法家经典。再者，还要回到故国寻找父母墓地，为他们建座可以安享祭祀陵园，以尽自己从来没有尽过孝道。更重要是，他还想收三五个学生，将他们教成出类拔萃法家名士，让自己法家思想更为发扬光大。他还想与白雪、莹玉并带上弟子们重新游历天下，象孔子孟子样在列国奔走番……所有这些事，都有待他辞官之后才能去做。
对于国事，他是放心。他要辞官，绝非因为秦孝公是越王勾践那种“唯知共患难，不能同享乐”国君，更不是齐威王那种表面英烈实则耳根很软国君。秦孝公胆略、智慧、意志、品格，堪称千古罕见，否则也不会与他这样凌厉冰冷权臣肝胆相照，更谈不上他建功立业。他从来傲视天下，惟独对秦孝公是真正折服。二十年来，他始终有个鲜明感觉，秦孝公是泰山，他只是泰山上苍苍松柏，没有这坚实万仞高山，就没有凌越绝顶苍松翠柏。他相信，终秦孝公之世，他卫鞅决然没有任何功臣之难。选择隐退，恰恰因为他对秦孝公，对秦国未来完全放心。秦孝公比他长岁，同样是正当盛年，只要再撑持二十年，甚或十年，秦国将对山东六国占压倒优势。
今日进宫，商鞅正是要对秦孝公交代国事，提出自己隐退请求。
但是，秦孝公“热病”，却使商鞅猛然悟到个长期忽略事实，秦孝公身体与储君太子下落！秦孝公身体果然没有隐患？看来不是这样。若果然有隐患，太子事就应当早日着手。这些事商鞅从来没有想过，他认为只有四十三岁秦孝公，完全有时间有能力从容处置好这些基本大事，而且，秦孝公处置这种事情能力要远远超过商鞅自己。可是，秦孝公却恰恰对自己“热病”没有丝毫警觉，自然也不会去想相关问题。想到这里，商鞅心里就猛然感到沉甸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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