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两次信件往来和基多·帕拉介入告诉他。
“糟糕使者,”总统说,“他非常聪明,是个好律师,但极其危险。不过,他有埃斯科瓦尔全力支持。”
他读信时认真态度让所有人印象深刻:他仿佛隐身,完全忽略周围事物。读完之后,他评论机智而全面,相关推测没有个多余词。他告诉他们,任何情报机构都无法得知人质们被藏在哪里。就这样,总统确定人质处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掌控之中,这是个新消息。
那天晚上,加维里亚证明自己在做最终决定之前质疑切本领之精湛。他想过这些信可能是伪造,基多·帕拉可能正在进行另场游戏,甚至,所有这切可能是某个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毫不相干人恶作剧。来访者们离开时,不像进门时那样神采奕奕。看来,总统认为这是国家重大事件,他们个人情感只能占据很小空间。
在制宪议会针对引渡问题(或者说是赦免问题)表态同时,埃斯科瓦尔会随着自身问题演化而不断改变条件,以便拖延绑架时间来获得额外和意外好处,这是达成协议主要困难之。在埃斯科瓦尔与被绑架者家属进行狡猾通信中,这些内容从来没有被表述清楚。但是,在他与基多·帕拉保持秘密通信中,为把协商策略变动与长期展望告知于他,埃斯科瓦尔把这些内容表述得清二楚。“你把们所有烦心事都传达给桑托斯,这样非常好,免得这事变得更加复杂。”他在封信中写道,“得有白纸黑字和法律条文,们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因为任何罪行被引渡到任何国家。”他还要求z.府明确投降后招供条件。另外两个要点是特殊监狱警卫力量以及家人和随从安全。
过去,埃尔南多·桑托斯和前总统图尔巴伊友谊直建立在政治基础上。而从那时起,两人友谊开始变得私人而密切。他们能在绝对沉默中面对面坐上数个小时。他们每天都通电话,交流内心想法、秘密猜测、最新资讯,甚至建立个用来传达保密信息完整加密体系。
这大概并不容易。埃尔南多·桑托斯是个视责任大过切人,只消句话,他就能解救或是毁灭个生命。他很情绪化,容易精神紧张。他群体意识在他做决定时起着举足轻重作用。在他儿子被绑架期间,和他相处过人都担心他无法熬过这种折磨。他不吃东西,也睡不个整觉,总是把电话放在手边,铃声响就扑上去。在那几个月里,他很痛苦,很少有社交时间。他认为儿子必死无疑,为能承受儿子死亡带来打击,他采取个精神治疗方案,把自己关在办公室或者自己房间里,沉溺于回顾他令人惊叹邮票收藏以及空难中烧焦信件。他妻子艾莲娜·卡尔德隆是七个孩子母亲,七年前与世长辞,留他孤单人。他心脏和视力状况恶化。他想哭就哭,从不压抑。他在报纸与个人悲剧之间划清界限,这是他在如此戏剧化情境中堪称典范优点。
坚强儿媳玛丽亚·维多利亚是他在那段痛苦时光里主要支柱之。她记得,在绑架案发生后几天里,丈夫亲友挤得满屋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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