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政治新闻等各领域。不久后,他又转往《共和晚报》任主编,在报社任职期间,他曾经撰写过多篇揭示社会现实、抨击时政与法律不公文章。
加缪本人这样份履历表,充分表明写作《局外人》之前加缪正处于高度关注社会问题、积极介入现实生活状态,《局外人》不可能不是这样种精神状态产物。事实上,加缪在封致友人信里谈到《局外人》时,就曾这样说:“曾经追踪旁听过许多审判,其中有些在重罪法庭审理特大案件,这是非常熟悉,并产生过强烈感受段经历,不可能放弃这个题材而去构思某种缺乏经验作品”③。对于这样部作品,刻意回避其突出社会现实内容,摒弃社会学文学批评,而专致于解构主义评论,岂不是反倒是反科学?
《局外人》之所以以短篇幅而成为大杰作,小规模而具有重分量,不仅因为它独特切入角度与简洁有力笔触表现出十分尖锐社会现实问题,而且因为其中独特精神情调、沉郁感情、深邃哲理传达出十分丰富人性内容,而处于这切中心地位,就是感受者、承受者默尔索这个人物。
毫无疑问,默尔索要算是文学史上个十分独特,甚至非常新颖人物。他独特与新颖,就集中体现在他那种淡然、不在乎生活态度上。在这点上,他不同于文学史上几乎所有“小生”主人公,那些著名“小生”主人公如果有什共同点话,那就是入世、投入与执著,不论是在情场上、名利场上、战场上以及恩怨场上。《哈姆雷特》中丹麦王子、《红与黑》中于连、《高老头》中拉斯蒂涅、《卡尔曼》中唐·若瑟以及《漂亮朋友》杜·阿洛都不同程度、不同形态具有这样种共性。他们身上这种特征从来都被世人认为是正常、自然人性,世人所认可、所欣赏正是他们身上这种特征存在形态与展现风采。
默尔索不具有这种精神,而且恰巧相反。在事业上,他没有世人通称为“雄心壮志”那份用心,老板要调他到巴黎去担任个好职务,他却漠然对待,表示“去不去都可以”。在人际关系上,他没有世人皆有那些世故考虑,明知雷蒙声名狼藉,品行可疑,他却很轻易就答应做对方“朋友”要求,他把雷蒙那堆捻酸吃醋、兹事闯祸破事都看在眼里,却不为什就有求必应被对方拖进是非泥坑。他对所有涉及自己处境与将来而需要加以斟酌事务,都采取超脱淡然、全然无所谓态度,在面临作出抉择时候,从来都是讲同类口头语:“对都样”、“怎都行”,很叫他喜欢玛丽建议他俩结婚时,他就是这不冷不热作答。即使事关自己生死问题,他态度也甚为平淡超然,他最后在法庭上虽然深感自己在精神与人格上蒙冤,并眼见自己被判处死刑,内心感到委屈,但当庭长问他“是不是有话要说”时,他却是这样反应:“考虑下,说声‘没有’”,就这让自己命运悲惨定案。
们暂时不对默尔索性格与生活态度作出分析与评论,且把此事留在后文去作,现在先指出加缪把这样个人物安排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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