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本是无善无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告子
说法，任从何方面考察，都是合。他说：“性犹湍水也。”湍水之变化，即是力之变化。
们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告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早用“性犹湍水也”五字把他包括尽
。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意即曰：导之以善则善，诱之以恶则恶。此等说法，即是《大学》上“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bao而民从之”说法。孟子之驳论，乃是
种诡辩，宋儒不悟其非，力诋告子。请问《大学》数语，与告子之说有何区别？孟子书上，有“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之语，宋儒极口称道，作为他们学说根据，但是《大学》于尧舜桀纣数语下，却续之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请问，民之天性，如果只好懿德。则桀纣率之以,bao，是为反其所好，宜乎民之不从，今既从之，岂不成“民之秉夷，好是恶德”？宋儒力诋告子，而于《大学》之不予驳正，岂足服人？
孟子全部学说都很精粹，独性善二字，理论未圆满。宋儒之伟大处，在把中国学术与印度学术沟通为，以释氏之法治心，以孔氏之法治世，入世出世，打成片，为学术上开新纪元，是千古不磨之功绩（其详具见拙著《中国学术之趋势》书）。宋儒能建此种功绩，当然窥见真理，告子所说，是颠扑不破之真理，何以反极口诋之呢？其病根在误信孟子。宋儒何以会误信孟子？则由韩昌黎启之。
昌黎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本是无稽之谈。此由唐时佛教大行，有衣钵真传之说，们阅《五灯会元》书，即知昌黎所处之世，正是此说盛行时代，他是反抗佛教之人，因创此“想当然耳”说法，意若曰：“们儒家，也有种衣钵真传。”不料宋儒信以为真，创出道统五说，自己欲上承孟子；告子、荀子之说，与孟子异，故痛诋之。曾子是得孔子衣钵之人，传之子思，转授孟子，故《大学》之言，虽与告子相同，亦不驳正。
昌黎为文，喜欢戛戛独造。伊川曰：“轲之死不得其传，似此言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必有所见。”即曰：“非是蹈袭前人。”是为无稽之谈。既曰“必有所见”，是为“想当然耳”。昌黎之语，连伊川都寻不出来源，宋儒道统之说，根本上发生动摇，所以创出学说，不少破绽。
程明道立意要寻“孔子传之孟轲”那个东西，初读儒书，茫无所得，求之佛老几十年，仍无所得，返而求之六经，忽然得之。请问明道所得，究竟是甚
东西？们须知：“人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相似：地心有引力，能把泥土沙石，有形有体之物，吸收来成为个地球；人心也有引力，能把耳闻目睹，无形无体之物，吸收来成为个心。”明道出入儒释道三教之中，不知不觉，把这三种原素吸收胸中，融会贯通，另成种新理。是为三教结晶体，是最可宝贵东西。明道不知为创获至宝，反举而归诸孔子，在六经上寻出些词句，加以新解，借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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