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天性也。故告子又曰:“生之谓性。”
告子观察人性,既是这样,则对于人性之处置,又当怎样呢?于是告子设喻以明之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又曰:“性犹杞柳也,义犹?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告子这种主张,是很对。人性无善无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譬如深潭之水,平时水波不兴,看不出何种作用。从东方决个口,则可以灌田亩,利行舟;从西方决个口,则可以漂房舍,杀人畜。们从东方决口好。又譬如块木头,可制为棍棒以打人,也可制为碗盏装食物。们把他制为碗盏好。这个说法,真可合孟荀而之。
孟子书中载告子言性者五:曰性犹杞柳也,曰性犹湍水也,曰生之谓性,曰食色性也,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此五者原是贯。朱子注食色章曰:“告子之辩屡屈,而屡变其说以求胜。”自今观之,告子之说,始终未变,而孟子亦卒未能屈之也。朱子注杞柳章,以为告子言仁义,必待矫揉而后成,其说非是。而注公都子章则曰:“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忽又提出矫揉二字,岂非自变其说乎?
朱子注“生之谓性”章曰:“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殊不知告子言性者五,原是贯说下,并无所谓纵横缪戾,绘纭舛错。“生之谓性”之生字,作生存二字讲,生存为人类重心,是世界学者所公认。告子言性,以生存二字为出发点,由是而有“食色性也”之说,有“性无善无不善”之说,又以杞柳湍水为喻,其说最为合理。宋儒反认为根本错误,切说法,离开生存立论,所以才有“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类怪话。然朱子能认出“生之谓性”句为告子学说根本所在,亦不可谓非特识。
宋儒崇奉儒家言,力辟释道二家之说,在《尚书》上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允执厥中”四语,诧为虞廷十六字心传,遂自谓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嗣经清朝阎百诗考出,这四句出诸伪古文尚书,作伪者系采自荀子,荀子又是引用道经之语。阎氏说法,在经学界中,算是已定铁案。这十六字是宋儒学说出发点,根本上就杂有道家和荀学原素,反欲借孔子以排道家,借孟子以排荀子,遂无往而不支离穿凿。朱子曰:“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又要顾事实,又要回护孟子,真可谓“纵横缪戾,纷纭舛错”也。以视告子扼定生存二字立论,明白简易,何啻天渊。
告子不知何许人,王龙溪说是孔门之徒,看不错。孔子赞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告子以生字言性,可说是孔门嫡传。孟子学说,虽与告子微异,而处处仍不脱生字。如云:“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云:“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于王何有?”仍以食色二字立论,窃意孟子与告子论性之异同,等于子夏、子张论交之异同,其大旨要不出孔氏家法。孟子与告子之交谊,当如子夏与子张之交谊,平日辨疑析难,互相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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