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文字还有许多。在写给陈源兖信中,他说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13)。咸丰元年(1851)在写给欧阳兆熊信中说自己近年来因“官牵私系,遂成废物”(14),在官场上如同废物。在复江忠源信中也说:“计期岁内外,亦且移疾归去,闭关养疴,娱奉双亲。自审精神魄力,诚不足
微官冷似支床石,去国情如失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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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求名酒千斛,轰醉王城百不知。(10)
这是写给弟弟们。意思是说,现在做这个小官,每天工作如同支床石样,疲倦麻木。天天想念家乡,如同离娘小孩。愁闷极,不如干脆找几瓶好酒,喝得大醉,什都不知道好。
有时候,他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
别“分汇记录,凡十有八门”。据《曾国藩年谱》记载,“公每绾部务,悉取则例,博综详考,准以事理之宜。事至剖断无滞。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5)。
湖湘学风是经世致用。因此曾国藩早就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虽然致力理学,但是他并没有被理学遮蔽全部视野。他考察研究范围极广,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6)。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之士明显不同之处。中国传统学术本来只讲究义理考据和辞章,他又加上经济门。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7)他还认为:“文章之可传者,惟道政事,较有实际。……浅儒谓案牍之文为不古,见有登诸集者,辄鄙俗视之,不知经传固多简牍之文。……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筹边、论事诸牍;阳明精于理性,而其不刊者,实在告示、条约诸篇。”(8)
由此可见,刚刚升官后,曾国藩是雄心勃勃,想在国家大政中有所建树。
但是,做段时间高级*员,曾国藩就不再那兴奋。们看他在北京当官后几年,诗文反映出来,他心情是非常灰色。
比如这首:
憾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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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11)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初四日,也就是他升任礼部侍郎后十个月,他在家信中竟然做这样表示:“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12)
也就是说,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所作所为于国计民生无补。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于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
虽置身霄汉上,器小仅济瓶与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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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驴非驴马非马,自憎形影良可咍。(9)
这是写给好友刘蓉。意思是说,别看现在身居庙堂之高,其实只是庙堂之上个没用小摆设。天天这样不上不下、非驴非马地混日子,只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
再看另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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