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纠缠，时忆往事，愧悔憧扰，不能摆脱”(52)，“近日天气炎热，余心绪尤劣，愧恨交集。每中夜起立，有怀吾弟，不得相见
为倾吐”(53)。
他判断太平天国年内会荡平，到时候论功行赏，独没有他
份儿，会是多
难堪。所以这段时间家书里，他经常流露出种悔意。比如他说：
善始者不必善终，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誉望损，远近滋疑。弟目下名望正隆，务宜力持不懈，有始有卒。……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于泉壤矣。……此次军务，如杨、彭、二李、次青辈皆系磨炼出来，即润翁、罗翁亦大有长进，几于日千里，独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长进。(54)
在极端痛苦中，他拿起
朋友向他推荐老庄著作。几千年前圣人之言给他意想不到启示，让他恍然见到另片天地。他像个闭关和尚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坐就是整天，把自己起兵以来种种情形在大脑中遍遍地过。渐渐地，曾国藩静下心来。
曾国藩反思到，自己在官场上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
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反感。他翻阅旧日信稿，发现当日武昌告急时，他请求骆秉章发兵援救封信。写这封信时，他觉得字字有理有据，今天读来，却发现字字如锥如芒。信中称湖南湖北“唇齿利害之间，此不待智者而知也”(55)，不仅没有点儿商量口气，而且还略带嘲讽之意。为防止骆秉章干预他募练水师，他又在信中早早地表明态度：“其水路筹备端，则听侍（曾自称）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56)仍是副舍其谁、比谁都高明架势。
怪不得当日骆秉章批评他刚愎自用。骆秉章回信原话是说他：“行事犹是独行己见，不能择善而从，故进言者安于缄默，引身而退。”(57)说他做事听不进别人意见，所以也就没人愿意给他出主意。当时听这话，他不以为然，今天想来，才发现确实说到自己痛处。他在给弟弟信中承认说：“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惟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憾无极！”(58)
曾国藩回忆起在湖南时朋友们对他批评：“近日友朋致书规，多疑近于妒功嫉能，忮薄险狠者之所为，遂使愤恨无已……仆之不能推诚与人，盖有岁年。”(59)
朋友们不能理解他，难道都是因为不明大义，身处局外？他自己就没有任何责任？“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圣人之言，他虽然耳熟能详，实际上没有真正做到过。
他又想起弟弟对自己批评：“曾记咸丰七年冬，余咎骆文、文、耆待之薄，温甫则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难堪。’”(60)
温甫是三弟曾国华。亲兄弟比别人说话更直接。确实，面对官场同僚，他确实常以圣贤自命，而以小人目人，面色如铁，话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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