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头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昏。他万没料到,苦战数年竟是这样个结果。
咸丰皇帝为什如此果断地罢曾国藩军权呢?
因为他另有依靠。
前面们说过,咸丰皇帝直认为,镇压太平天国关键是拿下南京,因此指挥八旗和绿营,在南京建立江南江北两座大营。
这两座大营既是咸丰皇帝“舍弃枝叶、直指根本”战略思维产物,也是“清廷中满洲贵族集团对抗以曾国藩为首新兴汉族地主军事集团—湘军集团产物”(39)。
赐良机。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且不等皇帝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径自回到湖南老家。作为领兵大臣,不待批准即离开军营,本来是要获罪。只是由于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反复为他说情,咸丰皇帝才免于追究,并且给假三个月,让他在家治丧。
咸丰七年五月,曾国藩假期将满,他不想再过客位虚悬日子,遂奏请在家守三年之制。皇帝当然不会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在回复中催他立刻回到军中。曾国藩于是向咸丰皇帝摊牌,给皇帝上道奏折,股脑儿地把自己压抑已久愁苦愤懑都说出来,期望皇帝会体谅他苦衷,授予他职权。
他在这封叫《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著名奏折中将官场潜规则说得很清楚。
他说,带兵打仗,必须依靠地方*员支持。“至于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不经州县之手?”但地方*员只认他们权力体系内运转规则,只听能掌握他们升迁权力者话。他名义上为“部长”级*员,而“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歧视,呼应断难灵通”。他“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可信”,所以“或臣抽厘之处,而州县故为阻挠;或臣营已捐之户,而州县另行逼勒。欲听之,则深虑事势之窒碍;欲惩之,则恐与大吏相龃龉”。(35)
他虽有保举权,但由于所保人员非国家正规军出身,“徒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许多战功卓著部下,“虽保举至二三品,而充哨长者,仍领哨长额饷。充队目者,仍领队目额饷。日告假,即时开除,终不得照绿营廉俸之例,长远支领”。(36)
曾国藩湘军崛起之后,虽然在长江中游屡立战功,但是在咸丰眼中,始终只是为协助正规军队镇压太平军而兴办、临时征召汉族“民兵”,直不过是“外人”,顶多算是偏房生孩子。
江南江北大营才是咸丰皇帝眼中嫡系,是
他直言不讳地说:“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37)如果皇帝不给他督抚之权,他就只能“在籍终制”,就是说不复出山。
曾国藩以为他已经把委屈和困难说得够充分,皇帝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他这个卖命走狗以必要支持。没想到,逞妇人之智咸丰皇帝和曾国藩较上劲。
咸丰在奏折上批这样段话:
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湖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38)
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实际上解除他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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