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以不肯给饷为词”(27)。
曾国藩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于咸丰五年(1855)六月十二日,以陈启迈“劣迹较多,恐误大局”,上奏参劾。陈启迈所作所为确实让人无法为之辩解,咸丰皇帝阅之大怒,立刻将陈启迈革职查办。(28)
然而,接下来发生事情又重复曾国藩湖南经历,这次参劾不但没有使其他江西*员束手,反而让他们变本加厉。接替陈启迈任江西巡抚文俊行事如陈氏,江西*员在他率领下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下绊子、设障碍。曾国藩为筹集军饷,就要在江西抽厘,也就是收取商业税,这样就不能不聘用江西绅士来办理厘局。这在江西地方*员看来无疑是侵越他们权力事,因而就来个针锋相对,寸权必争。曾国藩要在哪儿办厘局,江西也在哪儿办厘局。曾国藩要用某个绅士,地方官就扣住不给,甚至对亲近曾国藩绅士进行打击报复。早在陈启迈当政时,有个名叫彭寿颐江西举人,甚得曾国藩赏识,欲招入幕府使用。陈启迈收到曾国藩咨文后,不仅不允调用,反而因事将彭寿颐投入狱中,严刑拷讯。久而久之,江西司、道、府、县*员皆希上旨与曾国藩互为水火,甚至有人故意起而刁难谩骂攻击曾国藩,以取悦自己上司,甚至曾国藩兵勇也经常被人痛骂毒打,遭受侮辱。
湘军在江西军饷得不到保证,部下长期陷于饥困。为吃到口军粮,甚至有湘军部将冒险而死。湘军毕金科部长期乏饷,士有饥色,地方*员告诉毕金科,如能攻占景德镇,便立刻为他发饷。毕金科向莽撞,今又穷困已极,便决意试。太平军在景德镇坚固设防,布有重兵。毕金科率千饥疲之卒贸然来攻,结果全军覆没,毕金科也丧命其地。曾国藩得知后又痛惜又气愤。咸丰九年(1859)六月湘军终于攻陷景德镇后,曾国藩在毕金科丧命之处立下块石碑,亲为撰写碑文,其中有“内畏娼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29)等语。这不只是表达对毕金科痛挽,也是为抒发自己心中多年块垒。
曾国藩在江西数年之间步步荆棘,处处碰壁。他后来在给朋友信中回忆说:“江西数载,人人以为诟病。”(30)又形容当时苦况说:“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求夺此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31)他无时不想挂冠而去,“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32)。但时势之危与圣人之教又不容许,只好百般隐忍,甘受煎熬,常年寸心如焚。“虹贯荆卿之心,而见者以为*氛而薄之;碧化苌弘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古今同慨,岂伊殊?屈累之所以沉,而万世不复返顾者,良有以也。”(33)委屈痛苦,溢于笔端。他甚至这样对好友刘蓉说:“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34)种种不平之鸣,证明这是他生中精神最痛苦时期之。
正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咸丰七年(1857)二月十日,曾国藩忽然接到父亲曾麟书于二月四日去世讣告。这个噩耗此刻倒成摆脱困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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