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忝督两江，又绾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臣皆得奏明提用。(37)
自己身为两江总督，又是节
同治三年（1864）二月底，赵烈文从雨花台大营写信给朋友说：“勇丁每月所领，不及
旬之粮，扣除米价等项，零用无所出。兼之食米将尽，采办无资，勇夫食粥度日，困苦万状。”士兵们每个月能领到
钱，只够买十天粮食，所以每天只能喝粥。“若再过月余，并粥俱无，则虽兄弟子侄，亦不能责其忍死奉法。每念及此，不觉通身汗下。”(32)如果再过个多月，可能连粥都喝不上
。围城本来是想饿死敌人，没想到“贼赍未尽，
食先匮”。湘军纪律开始天天坏起来，九年来头次出现“逃散现象”，并呈逐步增多之势，“达千人之众”。让曾国藩担心不已，“深惧不能竟此篑之功”(33)。萧庆衍部发生闹饷事件后，“曾国荃忧惶无计”，急忙向其老兄请示对策。曾国藩“函嘱”曾国荃，因“其欠饷太久，不可过绳以法，只宜多方抚慰，蒇此篑之功”(34)。从此曾国荃开始对部下放任自流，听任他们去抢吃抢喝。(35)
这种危险情形让曾国藩压力巨大，他全力罗掘，四处求援。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江西巡抚沈葆桢突然又次上奏朝廷，奏请将江西全省厘金完全归本省处置，不再提供给曾国藩。这意味着曾国藩掌握军饷每月将减少二十万两。这实在是雪上加霜。沈葆桢理由是江西受到来自江苏、浙江入侵叛军威胁，同时，曾国藩已经有上海等其他更为充沛饷源。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
日来因金陵未复，沅弟焦灼，饷项大亏，江西截留厘金，及杨复成饷侵饷见杀等事，寸心郁闷，常不自得。甚矣，任事之难也！(36)
上次争饷，以曾国藩忍让告终，但是这次曾国藩不能再忍。因为南京争夺正在关键，而军饷供应已达极为困难境地。以前所争，不过三四万两，这次却数额甚巨，影响全局。曾国藩决定不再客气，上奏折对沈葆桢进行坚决反击。他在奏折中首先点明，江西停止供饷极为危险，可能导致曾国荃围军像江南江北大营样崩溃：
沈葆桢（1820—1879），林则徐女婿，晚清重要大臣之
今苏、浙之省会已克，金陵之长围已合。……往昔庚申之春，和春、张国梁大军合围，功败垂成……全局决裂。况今日饷需奇绌，朝不谋夕，安得不争江西之厘以慰军士之心？
过去，和春等人领导江南大营也曾经完成对南京合围，但是最后着不慎，功败垂成。如今，如果军饷不继，导致哗变，全局将不可收拾，因此他才不得不争江西厘金。
接下来，曾国藩又直揭沈葆桢老底，历数他错谬之处。他说，不论是从官场规则还是个人情分来看，沈葆桢这些做法都是没有任何道理。从公事看，总督和巡抚分工不同，总督主管军事，巡抚主管民政，因此本为筹集军饷而兴厘金自然应该归总督支配：
臣尝细绎《会典事例》，大抵吏事应由抚臣主政，兵事应由督臣主政。就江西饷项论之，丁漕应归沈葆桢主政，以其与吏事相附丽也；厘金应归臣处主政，以其与兵事相附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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